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
1985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二十九、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4项中规定有：盗窃爆炸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在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而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并无盗窃爆炸物的规定。那么，对盗窃炸药的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如何定罪处罚？我们意见：基于某种犯罪目的而盗窃炸药的，定盗窃爆炸物罪，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类推判处；其他盗窃炸药数量较大的，按盗窃罪处理。（四川、辽宁）
答：我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在定罪和刑罚上，都补充了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爆炸物的行为增定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可以直至判处死刑。因此，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爆炸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直接依据该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定罪处刑；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据该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定罪，并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刑，不需要类推。对于农村中偷拿少量爆炸物的，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要作为犯罪处理。
三十、问：有的人私自用工厂的钢材制作土枪（猎枪式样）出售，或将体育用枪改装成装火药、砂子的火药枪，有一定的杀伤力，象这样的情况能否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非法制造枪支罪？（山东、宁夏）
答：我们认为，对私自制作土枪出售，或者将体育运动用枪改装成火药枪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或买卖）枪支罪予以处罚；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请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三十一、问：刑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以日计算，还是以时计算？如果是以日计算，是到生日当天，还是到生日的前一天或者后一天，认为是满周岁？（河南）
答：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已满十四岁，是指实足年龄，应以日计算，即过了十四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才认为已满十四岁。例如，被告人1968年7月26日生，至1982年7月27日即认为已满十四岁。对已满十六岁、已满十八岁年龄的计算，亦与此相同。并且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
三十二、问：处理已满十六岁的人所犯盗窃罪或者其他刑事罪时，对其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期间的盗窃行为是否还要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新疆）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除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包括重大盗窃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外，他们实施的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一般盗窃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在审理被告人满十六岁以后的犯罪时，不应一并追究其在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期间实施的一般盗窃行为的刑事责任。三十三、问：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宁夏）
答：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没有规定对犯罪特别严重的不满十六岁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此，对犯罪时不满十六岁的人，不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三十四、问：对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发现他在前罪判决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处理，在对其新犯的罪判决时，可否实行数罪并罚？（湖南、北京、四川、福建）
答：在处理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案件时，发现他在前罪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前罪判处的刑罚执行期间，犯有其他罪行，未经过处理，并且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如果漏罪与新罪分属于不同种的罪，即应对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三十五、问：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犯罪分子有漏罪没有判决的，是撤销缓刑，对前罪和漏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还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全部重新审判？（北京、广西、江西）
答：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参照我国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并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漏罪定罪判刑，再对前罪与漏罪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必须判处实刑，则应撤销对前罪所宣告的缓刑，已经执行的缓刑考验期，不予折抵刑期；但是，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日期应当予以折抵刑期；如果仍符合缓刑条件，仍可宣告缓刑，已经执行的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新决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
三十六、问：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而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被发现，对这样的犯罪分子是否应当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这种做法是否也适用于同样情况的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北京）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再执行原判的刑罚，是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不再犯新罪为条件的；如果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就应当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即使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所犯的新罪，如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也应当按照刑法第七十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在假释考验期满后，才发现该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对尚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也应当依照刑法第七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撤销假释，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三十七、问：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罪的，应当由哪个法院撤销缓刑？如果原来是上级法院宣告缓刑的，审判新罪的下级法院是否可以撤销？（广西、湖北）
答：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需撤销缓刑的，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并考虑到我院1956年11月24日《关于宣告假释或缓刑的罪犯另犯新罪，应由哪一个法院撤销假释或缓刑等问题的批复》的精神，应当由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在审判新罪时，对前罪判决宣告的缓刑予以撤销。如果原来是上级法院宣告缓刑的，审判新罪的下级法院也可以撤销原判宣告的缓刑，并将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但是，不能改变原判的刑罚，也不能撤销原判决。三十八、问：对于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押，第一审宣判后，是否应立即释放？（江西）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七十条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是放在社会上予以考察的。因此，第一审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对于犯罪分子已无须再予关押。但是，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才能交付执行。据此，第一审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还不能立即交付执行。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押，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先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并即通知有关的公安机关。待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将犯罪分子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三十九、问：依照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法定最高刑应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尚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北京、四川）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第七十六条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是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案情，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如：盗窃罪，分别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中。对盗窃财物数额巨大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按法定最高刑十年计算，其追诉期限为十五年。
四十、问：在人民法院一审或者二审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案件，应如何处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有一个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死亡，如果是上诉人死亡，其他被告人没有上诉，应如何处理？（安徽、北京、上海、宁夏、新疆、铁路）
答：刑事案件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死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以裁定宣告对本案终止审理。如果根据已有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判决宣告无罪。如果确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同违法犯罪无关的财物，已被扣押的应予发还；同违法犯罪有关的财物，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在法院审理共同犯罪（包括集团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如有一被告人死亡，应对死亡的被告人宣告终止审理，对该案其他被告人仍应继续进行审理；如果上诉案件已经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后，上诉人死亡，其他被告人没有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仍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对已死亡的上诉人宣告终止审理，对其他同案犯作出判决或裁定。四十一、问：被告人（包括聋、哑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岁，开庭审理时已满十八岁，法院是否还要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被告人，本人不要辩护人，法院为其指定后，又被当庭拒绝，怎么办？（河南、陕西）
答：被告人是聋、哑人的，不论犯罪时或开庭审判时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凡没有委托辨护人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都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对于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开庭审判时仍未满十八岁，没有委托辨护人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如果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而开庭审判时已满十八岁，已经能够自己行使辩护权，也可以自行委托辨护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己没有委托辨护人，人民法院也应为他指定辨护人。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本人不要辨护人的，法院为其指定后，应向其讲明这种做法对于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行使辨护权的意义，如果本人仍坚持不同意或当庭拒绝辨护人为其辨护，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辨护人继续为他辨护……”的精神，对被告人的要求予以准许，但应记录在卷备查。四十二、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有的被告人犯罪时，在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有的被告人犯罪时，在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而审判时已满十八岁，能否公开审理？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时多数被告人已满十八岁，个别被告人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全案可否公开审理？（浙江、北京、河北、广东、青海、福建、江西、贵州、云南）
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年龄，是指审理时被告人的年龄。即：对审理时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审理时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也不公开审理。有的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中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全案是一律不公开审理还是一般不公开审理，也应按审理时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来定。四十三、问：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到庭，也不能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能否暂不受理这类案件？或者能否不开庭审理或者缺席审判？延期审理的审判时限怎么办？如果被告人长期患重病，不能承受审问，可否中止审理？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有一人因病不能到庭时，在不影响全案审理的情况下，可否分案处理？（河北、北京、山东、上海、河南、四川、军事、天津、广东、浙江、黑龙江、云南、湖北）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必须在被告人到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被告人有申请回避、发问质证、申请调取新证和申请重新鉴定、辨护、最后陈述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只有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的情况下才能行使。因此，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不应由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而不开庭审理或缺席审判。
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病情严重，不能到庭，但神志清醒，体力能够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可以到被告人所在地去就地审判。如果神志不清或者体力不能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延期审理；如果被告人长期患重病不能承受审问的，也可以决定中止审理；待其病情好转时，再开庭审判。延期审理或者中止审理的时间，不计算在案件审理期限内。对于这类案件的案情、证据都必须及时抓紧查实，力求避免出现时过境迁、无法查证的情况。
如果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以前，被告人因患重病，已不能承受讯问的，应由承办机关决定中止诉讼程序的进行，待其病情好转，能够对其讯问时，再继续进行诉讼。
对于共同犯罪（包括集团犯罪）案件中有一个被告人患病不能到庭时，可以采取依法确能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办法，如就地审问、听取该被告人的陈述，尽量避免影响到对整个案件不能及时审判。四十四、问：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时，发现原判决量刑过重，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否直接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改判是用判决还是用裁定？发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同案犯的量刑不当的，可否在复核死刑的裁定上一并直接改判？（河北、山西、青海、安徽）
答：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时，发现原判决量刑过重，因而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即：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用判决直接改判；或者由高级人民法院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我院1979年12月12日《关于报送死刑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报送死刑复核案件时，对共同犯罪而判处其他刑罚的罪犯的案卷要全案报送。这是为了便于对全案进行审查，正确地依法分别判处。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只是判处死刑的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而同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分子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或者抗诉的，判决即已发生法律效力。高级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对他们量刑过重需要改判时，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高级人民法院提审的，应当用判决改判。
四十五、问：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并核准死刑的案件，或者由原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已签发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并向罪犯宣布后，发现原一、二审判决有错误，应当按照什么程序处理？（铁路、青海）
答：经过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或者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已由院长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的案件，均属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如果已向罪犯宣布后，发现原一、二审判决可能有错误，或者发现其他不能执行的情况，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停止执行死刑命令，停止或暂停执行死刑。如经查实认为原判决确有错误，或者有其他依法不应执行的情况，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原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经一审后，即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提审，或者发回一审人民法院再审；如经查实认为原判决正确，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命令，其中写明决定撤销原停止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执行。
浅谈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
作者：张方圆
内容摘要：《汉堡规则》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明确规定了实际承运人制度，我国《海商法》借鉴《汉堡规则》对此制度的规定，制定了我国的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本文试图从实际承运人法律制度的确立，实际承运人制度的概念，责任性质和范围等方面对这一制度作以阐释，并对不完善之处提出建议。
关键词：实际承运人 身份的认定 责任范围 责任性质 时效
一、海上货物运输中实际承运人制度的确立
（一）基于以下背景，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为平衡船货双方利益而效法国际航空运输公约首次对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作了规定。
1， 在航运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同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和实际从事该合同项下部分或者全部货物运输的人并不相同的情况。如在定期租船运输中，承租人与托运人签订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但实际完成运输的是船舶所有人或者该船的光船承租人。
2， 由于承运人和实际从事该项运输的人不是同一人，导致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提单持有人的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护，提单持有人常常找不到真正的索赔对象，而等提单持有人找到在某一法律体系下正确的索赔对象时，往往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大多数国家认为，在定期租船运输中，如果提单的抬头是定期租船的承租人，而且由承租人或者其代理人在提单上签字，则认为提单由承租人签发，承租人就是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但是少数国家却认为，在定期租船运输下，提单只是作为船舶所有人或者实际从事货物运输的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合同，船舶所有人或者实际从事货物运输的人作为承运人应当直接对提单持有人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而签发提单的公司只是承运人的代理人。上述分歧造成了承运人主体识别的混乱。
（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汉堡规则规定了实际承运人的概念和责任：
1， 将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加以区分。提单由承运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在定期租船运输中，如果船东实际从事海上货物运输，但装卸港的代理人由承租人委托，并且代理人签发了抬头为承租人公司的提单，则提单项下的承运人是承租人，船东仅仅是实际承运人。
2， 承运人应当对全部运输负责，有关承运人的部分责任同样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应当强调的是，实际承运人的责任仅限于承运人的部分责任。在一定情况下，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直接承担责任，提单持有人可以直接向其中一方或者同时向双方提起索赔。但是，实际承运人仅仅在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的原因发生在实际承运人实际控制的运输阶段，是由于实际承运人的过失而引起的情况下，才需要直接向提单持有人承担责任。
（三），汉堡规则的上述制度被我国海商法直接引用。
我国《海商法》吸收了《汉堡规则》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海商法》在第六十一条到第六十四条进一步确定了实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
1.实际承运人要就他实际进行的运输部分与承运人负相同的责任，但承运人承担法律以外的责任或减少法律赋予的权利的特别约定，除非经实际承运人书面同意，否则对实际承运人不发生效力；
2.即使将全部或部分运输任务委托实际承运人进行，承运人仍然必须就全程运输对提单持有人负责，除非在运输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特定运输由特定实际承运人进行，同时约定承运人不负责任时，承运人可以不负责任；
3.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责任的，应当在此范围内负连带责任，提单持有人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追究全部责任。
二、实际承运人身份的认定
（一）， 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委托关系内涵的理解。
一般的看法是，这里的委托不限于委托代理合同，而是泛指委托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情形。由于我国《海商法》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移植于《汉堡规则》，了解该规则的实际承运人概念的内涵，将为我们澄清疑惑。《汉堡规则》的立法资料表明，所谓实际承运人是以第一个运输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概念是该承运人委托的转包承运人特别是包括所有第一次转包以下的各承受转包的承运人，而委托一词，是指第一个船公司把转运货物（不论是否根据合同上规定的转运自由条款）委托给第二个船公司的情况，也就是说不仅包括连续运输的情况，而且包括下述情况，即在定期租船合同下的承租人自己作为承运人与货主订立合同接受运输，而实际运输的是租船，即由出租船船东进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船东即是实际承运人。 因此，《海商法》中的委托不能与委托合同划等号，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体现的还是《汉堡规则》确定的运输合同或租船关系。
（二），实际承运人是否必须是实际执行了运输活动的当事人。
承运人将运输委托给他方履行，然而该方并没有亲自履行而是将其转委托给第三方，该第三方实际履行了运输，在这种情况下，中间的受托人是否是实际承运人呢？《汉堡规则》对实际承运人的定义并没有强调实际承运人必须亲自执行运输。这样，中间的受托人似乎也应属于实际承运人。但是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公约有关承运人责任的规定亦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就其履行的运输的责任。”以此规定可以推论，只有实际执行了运输的当事人才是实际承运人，因此中间受托人不是实际承运人。
实际承运人承担运输责任和法律创设实际承运人制度的基础依据，是货物由其实际运输。 而转委托中的委托方并不实际掌管货物，如果要他对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在法律上欠缺合理性。从合理性出发，将实际承运人解释为限于实际进行了运输活动的人更好。
（三），实际承运人是仅指履行海上运输这一段运输活动的当事人还是包括履行承运人运输合同中任何运输义务的当事人。《汉堡规则》与我国《海商法》都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将实际承运人定位于海上运输这一段是合理并且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1，将实际承运人纳入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是为了维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的强制性并确保货主的利益。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具有的特殊风险，如果将陆上从事运输的主体也纳入实际承运人的范围，则强制体系就延伸到了陆地，这对于设立实际承运人制度已无多大意义；
2，这样会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的规定相抵触，法律对于承运人的强制责任规定只限于承运人责任期间，而独立合同人承担的往往是责任期间以外的运输辅助任务（尤其是在非集装箱货的运输中）。《海商法》即使规定对这种人适用“本章对承运人的规定”也会因为“本章”对这一段承运人的责任根本没有规定而丧失实际意义；
三、实际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理解与应用。
（一），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
1，《汉堡规则》的立法者们认为，实际承运人就自己履行的运输部分直接对托运人等负责，由于实际承运人不是和托运人缔结合同的人，所以他的责任不是基于运输合同的责任，而是基于本公约的责任（成文法的责任）。即实际承运人对提单持有人的责任是法定的，是不同于侵权和违约的特殊的责任类型。
（1），实际承运人向贷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属于违约责任。承运人与贷方的运输合同关系或者提单法律关系和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或租船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虽然实际承运人受承运人委托相当于在替承运人履行其与贷方之间运输合同的义务，但在合同关系角度上，实际承运人与贷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实际承运人向贷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不属于违约责任。
（2），实际承运人向贷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从我国《海商法》规定的实际承运人应履行的义务内容来看，在适航、管货、不绕航这些义务方面，如果实际承运人违反这些义务造成货物的灭失、损坏，实际承运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就实际承运人迟延交付来说，虽然没有给货物造成物理上的损害，但是却给货物造成经济价值上的损害，这同样也是侵犯了贷方财产权利的行为。但是侵权损害赔偿中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侵权行为人赔偿以侵权行为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而实际承运人却同承运人一样享有责任限制及若干责任豁免的权利。因此实际承运人向贷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不属于侵权责任。
（二），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对无单放货承担连带责任
实际承运人的交付责任是海商法研究的薄弱环节，实际承运人对提单持有人的责任应限于《海商法》第四章第二节中所规定的承运人的责任：包括对货物的灭失、损害或者迟延交付负责，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谨慎管理货物、禁止不合理绕航等法定责任，而不包括与运输本身没有直接联系的涉及运输单证的签发、货物的正确交付等与船舶商业营运有关的内容。我们不能错误理解为：凡是海商法第4章所规定的有关承运人货物运输合同下的所有责任均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假如这样理解，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就没有区别了，实际承运人的合同自由将受到巨大的限制，这并不是立法的本意。
（1），在法定责任层面，正确交付货物属于《海商法》第四章承运人的法定责任，符合《海商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均负有向自己所签发提单的持有人正确交货的义务；
（2），在合同相对性层面，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交付义务对应的权利主体可能不同，各自对其提单持有者负有交付义务，而持有实际承运人提单的往往就是承运人。因此，并非承运人正确交付货物的责任不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只是两者交付义务针对的对象可能不同。实际承运人只要向持有其正本提单的人（包括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等）完成了正确交付，即可免除其此项责任。在一种情况下，实际承运人将货交给承运人掌管控制后就完成了运输任务，至于承运人将货交给谁与他无关，承运人交货的法律后果也与他无关。另一种情况下，承运人指示实际承运人交货给收货人货提单持有人，实际承运人完成了凭单交货的义务，在交货这一环节上不会产生实际承运人的无单放货责任。
2，但是，如果实际承运人是按照承运人的错误指示来交货的，或者未按承运人的指示来交付货物，或错交、拒交，在这些情况下就产生了实际承运人在交货这一环节上与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实际承运人在目的港未凭正本提单放货，无论其有无过错，是否应承运人的要求所为，承运人都应依据自己与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之间的货运合同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实际承运人的过错实际造成了承运人提单持有人的损失，也应向其承担赔偿责任，并与承运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如果实际承运人与承运人共同实施无单放货，两者显然也将承担连带责任。
（2）、实际承运人未收回其向承运人签发的正本提单（“海洋提单”）而在目的港交付货物时，应向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如实际承运人无单放货是应承运人的要求或经承运人同意后所为，应认定构成“违法阻却”，即实际承运人的放货行为不再具有违法性，其不应向承运人或托运人承担责任。
三，承运人向实际承运人索赔的法定要件
这一问题涉及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的内部责任划分。这层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虽不直接在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提起的共同诉讼中解决，但与此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行为是由实际承运人实施，承运人可在向提单持有人赔偿之后，向有过错的实际承运人进行追偿。但是，实践中也存在承运人直接先向实际承运人索赔的情况。此时，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实际承运人的违约事实都比较容易证明，问题是：这种索赔是否必须以承运人已向收货人作出赔付为成立要件？
虽然按照我国现行《海商法》的规定及《合同法》确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及其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委托运输关系（海运提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合同关系。承运人可以据此直接要求实际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违约责任的要件之一——“违约造成的损失”必须得以证明。承运人必须证明其损失实际发生，即其已向提单持有人（收货人）进行了赔付（或抵销等）。
1，损失发生及其与违约行为的因果关系是违约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承运人赔付的最终受偿对象应为货物的权利人（承运人提单的收货人）。承运人因此产生的损失与实际承运人放货行为才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在尚未对外赔付之前，承运人依据海运提单享有的只是一种“中间”提货的权利，其并非货物的权利人，而其可能对收货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未构成“实际损失”，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期得利益”之特征。
2，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只是相对独立的，两者的连带责任体系是《海商法》的一项特殊规定，对于实际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损，由其与承运人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连带责任意味着任何一个债务人都有义务先行对债权人履行全部债务，并可在已经履行债务的基础上再依法向其他债务人追偿。因此，作为连带责任内部追偿关系中的承运人，应在先履行对外连带债务的基础上再依法向另一债务人实际承运人追偿，而承运人对外履行债务的对象应该是真正的货物权利人。否则，即使实际承运人向承运人进行了赔偿，如果收货人并未获得赔偿，其仍有权要求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实际承运人向承运人赔付的抗辩并不能对抗收货人，这样就可能导致实际承运人重复赔偿、再向承运人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从而造成缠讼的不利局面。因此，笔者认为，承运人因实际承运人造成货损向其提起的索赔，应以承运人已向收货人做出赔付（或抵消等）为成立要件。
四、实际承运人的责任构成、诉讼时效
1，因为我国《海商法》与《汉堡规则》规定实际承运人承担同承运人相同的义务，享有相同的权利、免责以及豁免，所以，实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规则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可以比照承运人责任的规则原则及举证责任。我国《海商法》基本上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融入了《汉堡规则》的某些条款，就货物的灭失、损坏实行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对因迟延交货产生的经济损失采取过错原则。在举证责任方面，也相应地与上述有关规则的规定相同。
2，关于向实际承运人索赔的诉讼时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汉堡规则》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非常明确，该规则第10条规定，本公约关于承运人责任的所有规定，也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对他所从事的运输的责任。承运人的诉讼时效属于本公约关于承运人责任的规定，因此，也应适用对实际承运人提起的赔偿诉讼。本文认为，一年短期诉讼时效设立的初衷在于对承运人的特殊保护，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一年的时效也属于承运人的权利。实际承运人要承担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必须承担的责任，相应地也应享有承运人地权利、没有理由不赋予实际承运人这项短期诉讼时效地权利，否则将是对实际承运人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