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再就业服务工作暂行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再就业服务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加快转换机制步伐，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帮助解决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再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企业因破产、兼并、减员增效等原因而下岗的职工分流和再就业提供服务。
第三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指导、协调全市再就业工作；
（二）根据资金筹集情况，按照“稳进快出，量出为入”的原则，制订吸纳下岗职工移交管理计划，提出其分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受企业委托，接收下岗职工并与其签订协议，在协议期内负责对其提供就业服务、基本生活保障和进行相应的管理；
（四）寻找分流渠道，开展对下岗职工的转业培训、职业介绍、余缺调剂以及扶持其生产自救、鼓励其自谋职业等工作；
（五）按规定对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并为其办理养老、医疗保险费缴交等有关手续；
（六）加强对下岗职工的管理，了解其思想动态、就业情况、家庭状况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第四条 促进再就业工作费用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负担。
第二章 下岗职工的移交
第五条 企业因破产、兼并、减员增效等原因需分流职工，具备以下条件的，可向再就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可将下岗职工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
（一）企业被确定为破产后已制订了妥善安置职工的可靠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或被确定为兼并、减员增效后已制订了相应的计划和人员分流方案；
（二）已查明本企业下岗职工的下岗原因、文化水平、技能特长、家庭情况、本人择业要求；
（三）企业使用的外地劳动力已进行清理，继续使用的已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四）移交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已落实；
（五）人员分流方案已经职代会讨论通过。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属移交范围：
（一）企业中临时性、季节性用工；
（二）1983年1月1日以后从社会招收的劳动合同制工人；
（三）外地劳动力；
（四）不具备再就业条件的职工。
第七条 企业移交下岗职工应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并按下列规定报送有关材料：
（一）企业结构调整规划（破产企业除外）；
（二）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步骤；
（三）企业需移交下岗职工的分类名册和个人档案；
（四）需要填报的有关统一表格。
第八条 企业申请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再就业服务中心审核批准后，移交的下岗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协议，协议期限与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期限一致。
第九条 企业将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前，必须妥善解决其福利待遇问题。福利待遇标准由企业与下岗职工根据实际情况商定。
第十条 企业移交下岗职工，应按下列规定向再就业服务中心支付安置费：按下岗职工的法定连续工龄，每一年工龄支付一个月的安置费，标准为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
第三章 下岗职工的待遇
第十一条 下岗职工移交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享有下列规定的待遇：
（一）每一年工龄可领取二个月生活费，生活费从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标准为本市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90％；
（二）下岗职工在领取生活费期间，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社会保险最低缴费标准的有关规定，按月为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本人也应按相应标准和有关比例缴纳个人部分的养老、医疗保险费。
（三）移交时下岗职工工龄男满30年、女满25年，领取生活费期满且接近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生活困难或丧失再就业能力无法再就业者，经本人申请、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可参照当年度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最多不超过一年的生活救济费；
（四）下岗职工在领取生活费期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下设的社会管理服务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实行社会化管理。
第十二条 对男55周岁、女45周岁以上的下岗职工，不得推向社会（含自谋职业、买断工龄），应移交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对这部分职工超过协议期的，可参照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继续发给生活救济费。
第十三条 破产企业中因工致残或患严重职业病、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作为离退休职工安置；距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经本人申请、报审批机关批准后可提前离退休。
第十四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提供职业介绍，举办各类职业培训。凡参加再就业服务中心指定的由劳动部门举办的转业训练并考核合格者，优先推荐就业并免收其培训费用；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参加社会办学的转业训练，凭培训结业证书报销培训费的50％，但最高不超过300元。
第十五条 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应服从就业服务中心的管理，参加再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学习、培训，未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两期不参加其举办的学习、培训者，改按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生活救济费；对无正当理由两次不服从该中心推荐上岗或余缺调剂的，该中心可与其解除原订的协议，不再继续为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剩余的协议期限，改按当年度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给生活救济费。
第十六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应加强对下岗职工的教育和管理，采取措施，加快人员分流。
第四章 下岗职工的流动
第十七条 下岗职工愿意自谋职业的，经再就业服务中心审核并组织有关培训后，企业可按本办法规定的安置费标准将安置费直接发给本人，并按有关规定到厦门市劳动服务公司、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为该职工办理有关手续，把《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发给职工本人保管。
下岗职工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费后，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和领取医疗补偿金。
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愿意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其个人档案可委托市劳动服务公司保管，保管费300元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该公司。
第十八条 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的，应到社会化管理服务公司办理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的挂靠手续，由本人自费继续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其自费缴费年限可视同缴费年限计算为连续工龄。挂靠人员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由该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挂靠费200元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该公司。
社会化管理服务公司可向下岗职工分别收取缴纳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基数0．3％的管理服务费。
第十九条 下岗职工愿意买断工龄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企业审核，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并办理公证及有关手续后，一次性发给下岗职工以下费用，并由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收回《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一）企业按本办法规定标准的安置费一次性发给该下岗职工；
（二）失业保险机构按规定一次性发给该下岗职工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
（三）养老保险机构一次性予以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为：1996年6月以前的标准按1995年度本市社会月平均工资总额的3％乘以实际缴费月份；1996年7月以后的标准按本人当年的个人缴费金额加利息。
第二十条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在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生活费的下岗职工：
（一）凡招用并与下岗职工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下岗职工在与再就业服务中心解除协议后，再就业服务中心可将其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支付给该用人单位，对积极招收下岗职工的，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给予奖励。
（二）招用男50岁、女45岁以上的下岗职工不转关系，用人单位可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协议，把下岗职工的工资支付给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其扣除应缴纳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后发给本人。其收入达不到本市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可给予补齐。
第二十一条 男45岁、女40岁以上的下岗职工，经再就业服务中心批准从事家政、钟点工、临时性帮工等非正规组织就业，其收入归本人，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继续为其缴纳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其原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期可继续保留。
第二十二条 凡把关系保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而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下岗职工，其剩余的协议期限可保留，协议期应发给的生活费余额仍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在与用人单位所签合同期满后返回该中心，继续享受原协议的待遇。
第五章 资金的筹集和使用
第二十三条 再就业服务资金来源如下：
（一）企业拨付的下岗职工安置费；
（二）失业保险机构一次性拨付给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的下岗职工应享受的两年失业救济金；
（三）政府拨款，即财政在年度预算中的结构调整资金和帮困资金中统筹安排；
（四）超过规定比例招收外来人员而征收的就业调节费；
（五）聘用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而征收的就业调节费。
第二十四条 再就业服务资金的支付范围如下：
（一）按规定给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
（二）按规定以当年度最低缴费标准为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保险费；
（三）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培训费及组织其生产自救的资金；
（四）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岗位，推荐介绍再就业及相关费用；
（五）再就业服务中心管理费用。
第二十五条 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实行收支计划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具体资金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劳动局另行制定，并接受有关部门检查、监督和审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对用人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聘用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按人均每年360元的标准向用人单位征收就业调节费，纳入再就业专项资金帐户用于再就业工程。
第二十七条 各区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接纳本区所属企业的下岗职工。
各区可参照本法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
不必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
大竞合论之提倡
关键词: 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罪刑相适应；大竞合论；从一重处罚
内容提要: 理论上的“特别法绝对优先派”认为，对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必须捍卫“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而想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从一重处断”，故主张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殊不知，构成要件间的关系是归入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最终都是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犯罪宣告与刑罚；我国不存在类似国外刑法中所公认的具有减轻根据的特别法条，故无需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而应提倡一种大竞合论，只要构成要件间存在“竞合”关系，从一重处罚即可；大竞合论不仅有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有助于处理所谓罪名之间的界限问题，还有助于克服所谓的立法缺陷。
一、目的困惑症：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目的追问
“在我国刑法学中，犯罪竞合论的很多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展开，现有的研究也充斥着混乱。”{1}其中，“法条竞合理论是刑法理论中最为混乱的理论之一”。{2}“在想象竞合的讨论中，最为复杂的还是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之间的区分。”{3}有学者坦率地承认，“法条竞合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分标准，是刑法理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4}个别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至今未能如愿。关于如何区分二者的争论之激烈、观点之多样，在刑法学王国中蔚为大观。不断推出的观点学说一方面繁荣了刑法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让相关理论与司法实务陷入了混乱。相同的犯罪情形，一些人视为法条竞合，另一些人则视为想象竞合。理论的混乱与实务的差异，已经阻滞了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也伤及刑事司法的权威。”{5}例如，关于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法条竞合，有学者却认为系想象竞合，但无论是法条竞合论者，还是想象竞合论者，都不能容忍对于冒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骗取数亿元财物的行为仅以招摇撞骗罪最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招摇撞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十年有期徒刑），于是，即便是法条竞合论者也承认这种情况下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从而与奉行“从一重处断”原则的想象竞合论者殊途同归，最终均以诈骗罪定罪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的坚决捍卫者，还是主张即便是在特别关系法条竞合的场合也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学者，都坚持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因为两者的适用原则截然不同：法条竞合适用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就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而言），而想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但是，主张可以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学者，为了忠于《刑法》第233条、234条、235条、266条及第397条后段“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一行为所触犯的数罪名间的关系解读为想象竞合，从而“名正言顺”地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如将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等均理解为想象竞合关系。
综观林林总总的竞合论观点，实质性分歧仅在于两点：一是在所谓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场合，当特别法轻于普通法时，是绝对坚持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还是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例如保险诈骗罪与诈骗罪、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二是由于立法尤其是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本来法定刑相对较重的特别法条的定罪起点数额反而远远高于普通诈骗罪（如诈骗罪定罪起点数额为三千元，而特殊诈骗罪的定罪数额起点通常是五千元、一万元乃至十万元），当特别诈骗行为的数额未达特殊诈骗罪定罪起点标准但达到了普通诈骗罪定罪标准时，能否转而适用普通诈骗罪定罪处刑？其实，还有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问题：不但特殊诈骗罪数额起点通常远高于诈骗罪，而且由于“水涨船高”导致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相应地也远高于诈骗罪，那么未达特殊诈骗罪数额巨大但达到了诈骗罪数额巨大，或者未达特殊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能否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仅为了解决上述争议，刑法学界投入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和资源研究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法条竞合的类型划分以及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应该说，这在其他国家是极为罕见的。{6}为适应建设“低碳社会”的要求，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方向比努力重要”。我们应该思考，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划分法条竞合的类型，以及确定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说到底，“竞合问题所关心的是在寻求一个适度的犯罪宣告及刑罚，换句话说，是在寻找一个合乎比例原则的评价方式。评价行为，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合乎目的性的考量为最好……一行为侵害一法益而触犯数罪名，不应双重评价，否则是评价过剩。相反的，行为侵害数法益，或是行为人为数行为，则应为双重评价，否则属于评价不足。”{7}若承认定罪量刑的目的，就在于对违法性及有责性事实进行全面评价，从而宣告一个罪刑相适应的刑罚，我们还有必要纠缠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严格区分么？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竞合论主要应解决以下问题：①在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场合，若特别法明显轻于普通法，应否绝对坚守“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而拒绝“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补充适用？②在数额未达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特别法定罪起点而超过了普通法数额起点时，能否以普通法定罪处罚？③在数额同时达到了特别法与普通法数额标准，但按照普通法处刑可能更重时，能否以普通法定罪处罚？④刑法分则五个条文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是表明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适用原则，抑或是一种明示的补充关系的规定，还是根本就属一种随意立法而可视而不见的规定？⑤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罪名）间存在大量的竞合现象，是必须归入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中的一种，从而严格适用相关原则，抑或应当承认一种大竞合概念（包括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不包括实质竞合即数罪并罚的情形），除特殊情形外，一概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处理？
二、竞合的前提：构成要件（犯罪）间多为竞合关系而非互斥关系
“所谓竞合，德文是konkurrenz，是竞争的意思。因此，不管是实质竞合、想象竞合或法条竞合，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该当犯罪构成要件，就不会有所谓的竞争与竞合。”{8}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无论如何难以同时符合盗窃罪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因而盗窃罪与强奸罪之间永远无法“竞合”，这说明成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之前提的“一个行为”，必须能成为所竞合的数罪名构成要件的共同要素，所竞合的构成要件间必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刑法分则中的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
德国学者贝林提出了排他、中立与特别三种关系。{9}另一位德国学者库拉克在分析可能产生法条竞合的各种情况之后，发现阐述法条竞合问题，根本上应从构成要件对于评价课题的规范关系着手，认为唯有分析出构成要件彼此的关系，才能对法条竞合概念加以厘清，为此提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异质、同一、包摄、交叉四种关系。{10}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柯耀程教授指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异质关系、交集关系与内涵关系。具体言之，如果构成要件彼此所规定的核心要件（行为要件）有所不同，且行为要件中的单元要素完全互异，则所产生之构成要件关系，必然为异质关系，简单地说，构成要件中，作为评价客体的行为要素完全不同者，其彼此间必然属于异质关系。例如杀人与窃盗，伪造文书与强奸，其中杀人行为与窃盗行为、伪造文书与强奸行为的内容，完全不同，所形成之构成要件，在本质上，全然互异。从而，如有数异质关系之构成要件被该当时，则必定具有数个行为存在，其所产生之竞合关系，应为实质竞合（即应数罪并罚）。在不同的构成要件类型中，一个构成要件所含的行为要件的内涵，亦可以在其他构成要件行为内涵中，发现共同的行为要素，虽然行为型态有所差异，然而行为要素的单元概念却具有重叠的情况，此时构成要件彼此间，乃形成交集关系。例如，抢夺与窃盗。在构成要件的体系中，多数的构成要件关系，属于此种交集关系。诸如伤害行为与强盗行为，或伤害行为与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行为，甚而与毁损行为，在“暴力的使用”的概念下，亦属交集关系。此外，在构成要件中，亦有评价客体的规定相同，但行为的客观情状不同者，其所形成的关系，仍旧应为交集关系，如基于义愤杀人与生母杀婴间之关系，其重叠部分为基本的杀人行为，所不同者，则在行为情状的差异。此种交集关系，势必无由以一行为同时该当，故亦无从成立假性竞合（即法条竞合）问题，所判断者，仅在该当哪一个构成要件问题而已。一个构成要件所规定的内容，必然成为另一个构成要件内容的一部分，亦即一构成要件系包含在另一个构成要件之中，而形成所谓“内含关系”。内含关系的，在同一评价客体的前提下，必定仅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①构成要件对于评价客体作升层的规定，例如伤害→重伤害→杀人的规定，此种升层构成要件具有行为及法益侵害的升层关系，低阶的构成要件内容必然包含于高阶构成要件之中，否则将产生高阶构成要件“未遂”认定的难题。②加重结果规定之于基本构成要件。③非独立变体构成要件与基本构成要件之关系，如加重窃盗罪与普通窃盗罪，激于义愤杀人之构成要件与普通杀人罪之构成要件，略诱罪之构成要件与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之构成要件。总之，构成要件彼此间如立于“异质关系”或“交集关系”时，必然不生“假性竞合”（即法条竞合）问题，而仅能依情况适用“实质竞合”或“想象竞合”；反之，如构成要件彼此间，系立于“内含关系”，则方有“假性竞合”的可能性存在。{11}
认为处于异质关系的构成要件间不可能形成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可能略显武断。例如，杀人罪与盗窃罪构成要件间虽然通常“井水不犯河水”，但假定行为人明知救生丸对于心脏病人的意义而故意盗走救生丸，致他人心脏病发作时无药可救而死亡的，显然，盗走救生丸（假定救生丸价值不菲）的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同样，假如有意毁坏他人救生丸的，则会同时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杀人罪构成要件。之所以杀人罪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可能形成竞合，原因在于只要具有类型性地致人死亡危险性的行为，都可谓杀人行为，而盗窃、毁坏救生丸的行为也能致人死亡，故而“行为”成为了构成要件间的共通性要素。至于所谓处于交集关系的构成要件间更是可能形成竞合。例如，抢劫罪与伤害罪，杀害尊亲属罪与激愤杀人罪，完全可能形成竞合，至于应归入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
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类型之间的关系（并非均为法条竞合关系）主要存在如下情形：①排他关系（或对立关系、异质关系）。即肯定行为成立甲罪，就必然否定行为成立乙罪；反之亦然。如盗窃与侵占。②同一关系。符合甲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必然同时符合乙罪的构成要件；反之亦然。显然，这意味着两个法条规定的犯罪类型完全相同，因而一般不可能存在于同一刑法体系内，但可能存在于国际刑法中。③中立关系。即肯定行为成立甲罪时，既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行为成立乙罪。换言之，两个犯罪类型原本不同，但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并存关系，二者的联系取决于案件事实。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关系。④交叉关系。即甲犯罪类型中的一部分属于乙犯罪类型，但甲犯罪类型中的另一部分并不属于乙犯罪类型；反之亦然。如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与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的关系。⑤特别关系。肯定行为成立此罪，就必然肯定行为同时成立彼罪。如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⑥补充关系。为了避免基本法条对法益保护的疏漏，有必要补充规定某些行为成立犯罪。补充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少于、低于基本法条的要求，或者存在消极要素的规定。如《日本刑法》第110条与第108条及第109条所规定的放火罪，我国《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走私特殊对象的犯罪。{12}
笔者认为，构成要件间可能存在异质关系、对立关系、中立关系、交叉关系、包容关系。
所谓异质关系，不仅法益根本不同，而且行为也不可能成为共通性要素。例如，盗窃罪与强奸罪，不可能实施一个行为而同时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形成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合。存在异质关系的法条是极少数。或许有人会想到非法拘禁罪与盗窃罪之间也属于异质关系，但是，假如行为人将在孤岛上生活的、仅依赖一叶孤舟往返于孤岛与大陆之间的人的孤舟盗走，导致“鲁滨逊”被困于孤岛上数月（最后被人搭救），不可否认，盗窃孤舟的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我们不应轻易得出某两个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系异质关系而永远无法竞合的结论。
所谓对立关系，是指构成要件间处于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关系。例如，盗窃与侵占，侵害他人占有下的财物只能成立盗窃罪（将盗窃罪看作是兜底性的取得罪），而不可能成立侵占罪，相反，侵害自己占有或脱离占有下的财物的，只能成立侵占罪，而不可能成立盗窃罪。 又如，基于他人的“自愿”取得财物的，只能是诈骗罪，而不可能是盗窃罪，因为不能认为被害人交付财物既是“自愿”的又是不“自愿”的，被害人既有处分意思又没有处分意思。也就是说，处分行为（意思）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性要素，所以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不可能存在竞合关系。{13}有学者指出，《刑法》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规定了各种走私罪，第153条规定：“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该规定属于明示的补充规定。只要走私行为符合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的规定，就不得依照第153条论处，而且不以符合第153条的偷逃应缴税额为前提。{14}该学者把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法条与特殊对象的走私罪法条看作是补充关系。笔者认为，应该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因为第151条、152条与第347条规制的对象分别是武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文物、黄金、白银、其他贵重金属{15}、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毒品等，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不存在偷逃应缴税额的问题，而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是国家限制进出口、依法缴纳关税即可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一种货物、物品不可能既属于禁止进出口又属于限制进出口，或者既属于应缴纳关税又属于不应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特殊对象的走私罪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
所谓中立关系，是指构成要件间既不呈现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非毫无关系的异质状态，而是呈现出一种“平行线”状态，但通过某个特殊的行为能够“激活”两个构成要件而发生交汇、竞合，这种竞合通常应归入想象竞合。例如，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由于保护的法益迥异，通常不会“交汇”，但盗窃心脏病人价值不菲的救生丸致其死亡的则同时触犯了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又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杀人罪通常也毫无干系，但故意毁坏他人的救生丸致人死亡，以及朝站在古董前的人开枪既导致人死亡，又致人古董严重毁坏的，则无疑同时符合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再如，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故意杀人罪本来也“老死不相往来”，但当行为人侵入医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后篡改病人的处方致病人死亡的，显然也同时触犯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故意杀人罪而形成想象竞合。
所谓交叉关系，是指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会成为另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例如，招摇撞骗罪构成要件中骗取财物的部分会成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从而发生竞合，是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最终都是从一重处罚。又如，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致人死亡部分会成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而产生竞合，理论上囿于第233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认为只能以所谓的全面法、整体法或者复杂法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再如，理论通说认为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危险物质罪与盗窃罪之间是一种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其实，盗窃罪作为一种财产罪，为了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以及不可罚的使用盗窃相区分，“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是盗窃罪必须具备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但盗伐林木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具有生态功能的林木资源，即便行为人出于报复的目的将他人所有的林木全部伐倒而不取走的，虽没有利用的意思而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因为已经侵害盗伐林木罪所保护的主要法益，而能成立盗伐林木罪的既遂。另外，派出所民警出于陷害的目的将派出所所长所保管的枪支偷出后加以隐匿，或者单位职工出于报复领导的目的将本单位的放射性仪器偷出后丢弃在河里，由于已经侵害了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所要保护的主要法益—公共安全，故也成立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的既遂。这说明，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罪与盗窃危险物质罪不仅具有取得型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还包括了毁弃型犯罪构成要件的功效（因为通说认为隐匿是毁坏财物的一种情形）。所以，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盗窃枪支罪、盗窃危险物质罪等特殊类型的盗窃罪之间也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后述的包容关系（特别关系）。还如，理论上可能认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与故意损毁文物罪构成要件间也是一种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其实，由于故意损毁文物罪旨在保护文物的完整性，虽然隐匿可以成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但隐匿文物而不损毁的， 不可能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所以故意损毁文物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也只是一种交叉关系。
所谓包容关系，是指A罪构成要件（比如包括a、 b、 c三个要素）是B罪构成要件（比如包括a、 b、 c、d、e五个要素）的一部分，触犯A罪构成要件的，必然触犯B罪的构成要件。理论上公认金融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构成要件表述中并没有要求“数额较大”，其与诈骗罪之间或许只是一种交叉关系）、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与诈骗罪构成要件间是一种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因为行为符合上述特殊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也同时符合了诈骗罪构成要件。
理论上关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以及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难点就在包容关系的处理上。一派认为，包容关系的构成要件间属于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必须捍卫“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铁则”，坚决摒弃“功利主义”的“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原则；即便特别法条法定刑轻于普通法，也只能以特别法条定罪处罚，数额未达特别法条定罪起点标准，即使远超过普通法条的定罪起点数额，也只能宣告无罪。{16}另一派主张，在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的场合，虽然原则上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导致适用的结果明显罪刑不相适应时，允许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在未达特别法条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了普通法条标准时，可以而且应该转而适用普通法条定罪处罚；{17}为绕过“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限制，很多时候可以将行为所触犯的数罪名构成要件间的关系看成是想象竞合而不是法条竞合，从而“理直气壮”地“从一重处罚”，以实现罪刑相适应。{18}
三、人为复杂化：眼花缭乱的法条竞合类型辨正
虽然各国刑法理论普遍承认法条竞合（德国通常称法条单一），但关于法条竞合如何分类，即包括哪些类型，则可为五花八门，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我们不要忘了，对概念进行类型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不应为了显示自己很“学术”，而“直接故意”地“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实务部门望而生畏、无所适从。
国外刑法理论通常将法条竞合分为特别关系、补充关系、吸收关系及择一关系四种类型。所谓特别关系，是指相竞合的两个以上的法条之间存在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的场合。这种场合下，适用相当于特别法的法条。特别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某个法条（特别法条）在另一法条（普通法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别要素。“在特别关系的场合，存在从属关系这种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因为符合特别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所有行为，都必然同时符合一般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反过来就不妥当了。”{19}国外理论和判例公认的特别关系罪名有：保护责任人遗弃罪与遗弃罪，杀人尊亲属罪、谋杀罪、义愤杀人罪、同意杀人罪、生母杀婴罪与普通杀人罪，业务过失致死罪与过失致死罪，公司法上的特别背信罪与背信罪，业务侵占罪与普通侵占罪，特殊暴行罪与暴行罪，特殊盗窃罪与盗窃罪等。{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