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证实，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建议终审法院在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解释，澄清1999年6月26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有关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以下称“筹委会意见”）反映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立法原意的表述，是否亦构成了“居港权解释”中对《基本法》的解释。
由于律政司的此番举措异乎寻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2012年10月初评论香港特区法院的言论，以及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现非常任法官包致金2012年10月底在其退休仪式上以“暴风雨来临”形容香港特区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状况，使得香港本地政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都对此事极为关注，终审法院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其中，赞成者认为，此举能尝试彻底解决困扰香港特区多年的“双非”婴儿[1]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此举没有破坏香港特区法治或影响司法独立；反对者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但这是政府向法院施压，严重破坏香港特区法治，冲击终审法院权威，损害高度自治，甚至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透过释法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危险先例”；不表态者则认为，律政司没有向外界公开书面陈述的具体内容，故不便评论。[2]
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将终审法院推入《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宪政处境之中。在对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终审法院必然要在此宪政处境之中对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予以回应，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也必然颇费踯躅，因为这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规定居港权的《基本法》第24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居港权解释”、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筹委会意见”，以及终审法院在对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裁判中发展出的普通法。笔者拟先分析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再指出终审法院当前所处的两难宪政处境，最后探讨终审法院对律政司建议可能作出的司法回应。
一、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
对于哪些人能够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作了如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基本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见，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的前提条件，即要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必须是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本质上是他们是否属于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
由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得比较原则，为了稳定社会和人心，以利于平稳过渡，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了“筹委会意见”，以备香港特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筹委会意见”随后写入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1997年3月10日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于1997年3月14日获得批准。
《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以后，终审法院裁判了多宗居港权案件。最早是1999年1月29日裁判的“陈锦雅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陈锦雅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关于“（a）或（b）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中“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终审法院判决该等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3]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在“居港权解释”中，针对终审法院对陈锦雅案的判决，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其中第（三）项关于‘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获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如此解释，来源于“筹委会意见”第4条的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制定《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的依据亦是“筹委会意见”第4条。不过，在终审法院，甚至在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对陈锦雅案的判决中，丝毫没有显示该案的申请人、大律师或者法官留意到“筹委会意见”的存在及其对该案的判决可能具有的影响。或许正是因为“筹委会意见”有意地或无意地遭受冷遇，才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之后，紧接着特别阐明：“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该意见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
由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具有相关性，更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居港权解释”中的“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故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法院，其后在对居港权案件的裁判中便不可回避“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的法律效力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终审法院于2001年7月20日裁判的“庄丰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庄丰源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筹委会意见”第1条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该条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显而易见，该条规定不但与《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大体一致，而且更为明确地排除了“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庄丰源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
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审理过程中，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退而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作出过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解释。[4]终审法院以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的退步承认为基础，在不认可“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解释的情况下，依据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解释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判决《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5]2002年，香港特区立法会根据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修改了《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使之与终审法院的判决一致。[6]
庄丰源案终审判决后的十多年来，内地“双非”孕妇争相赴港产子。自2001年至2011年，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的数量已超过17万人，这对香港特区的社会管制、医疗以及未来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7]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3月甫一当选，即宣布包括私人医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所有医疗机构2013年落实“双非”婴儿零配额，以遏制内地“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律政司司长袁国强2012年7月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力图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问题，并就应对举措的方向性问题向英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御用大律师咨询意见。[8]
2011年8月，香港特区又出现了外佣居港权案。如果政府在终审判决中最终败诉，那么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及其家属共计40万人，可能一夜之间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这又将严重冲击香港特区的福利、劳工、教育、医疗、公务和人口政策。[9]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vi）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关于“通常居住”的规定。“筹委会意见”第2条第5项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它规定：“下述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5）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显而易见，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就是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专项政策而被获准留在香港的。
对该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1年9月30日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0]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012年3月28日推翻了原讼法庭的判决，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1]由于存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都未对“筹委会意见”的法律效力作出裁判。终审法院随后受理了该案的再次上诉。鉴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受争议的《入境条例》的相关条款存在直接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着眼于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和外佣的居港权问题，律政司便在终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前，采取了本文开篇述及的向终审法院提出释法建议的举措。
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
对于终审法院而言，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在于“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如果“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必须遵从，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争议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甚至可以说，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问题自始就不会出现；如果“筹委会意见”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律政司亦不会建议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律政司此举的根本意图，即在于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确认“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法律体系中具有法律效力，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从香港特区法院历来对居港权案件的判决来看，阻却“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产生拘束力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障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被视为对《基本法》的解释。《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终审法院亦承认：“《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以普遍的、无任何条件的语言表达的。”[12]从理论上讲，如果“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单独的解释而颁布的，那么“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的法律效力及其对香港特区法院的拘束力便不太可能招致争议。然而，问题在于“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存在于“居港权解释”之中。
在庄丰源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可以适用香港原有法律，这就是允许其适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中国内地法律解释原则对香港特区产生拘束效力的唯一途径是启用《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解释机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第158条行使权力，适用内地的法律解释原则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那么该解释就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依据第158条解释过《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居港权解释”是依据第158条对《基本法》第22条第2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居港权解释”的附着物（addendum），故“居港权解释”在该案中对香港特区法院没有拘束力。[13]原讼法庭还认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尽管“筹委会意见”写入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并且该工作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就工作报告与批准决定而言，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均不能构成对《基本法》的解释。[14]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落实2010年医改任务做好农村卫生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落实2010年医改任务做好农村卫生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卫办农卫发〔2010〕1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2010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函〔2010〕67号）就提高乡镇卫生院门诊量占医疗机构门诊总量的比例、开展农村卫生人员培训、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等4项农村卫生服务有关工作提出了2010年目标任务。根据我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部署，现就落实4项农村卫生服务有关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提高乡镇卫生院门诊利用的工作要求
（一）推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降低农村居民就医负担。各地要严格按照医改部署，继续扩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增加的非目录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同时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应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通过推进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切实降低药价，减轻农村居民就医负担，不断增强乡镇卫生院在农村三级网中的骨干作用。
（二）推进新农合门诊统筹，引导农村居民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各地要逐步将新农合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模式调整为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模式，2010年新农合门诊统筹要覆盖50%的统筹地区，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达到60%。在开展门诊统筹的地区，积极开展门诊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的改革。鼓励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三）转变服务模式，积极开展农村居民健康管理。各地要结合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采取综合措施，推动乡镇卫生院以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服务模式，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要提供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充分了解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存在的健康问题，为农村重点人群建立健康档案，采取针对性健康干预措施，提高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同时，乡镇卫生院要结合卫生下乡，积极开展巡回医疗。
（四）规范管理与转换机制并重，提高乡镇卫生院服务质量和效率。乡镇卫生院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国家药品价格政策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加强医疗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完善社会监督。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方案，将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新农合和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在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之间重点探索建立双向转诊的长效机制，明确转诊程序，简化转诊手续，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卫生院就诊。
二、开展农村卫生人员培训的工作要求
（一）科学制定方案。各地要履行2010年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责任状》的相关承诺，按照财政部、卫生部部署，明确培训目标，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培训方案。中西部地区要按照卫生部办公厅《2009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管理方案》（卫办农卫发〔2009〕163号）要求，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妇女乳腺癌和宫颈癌检查项目的政策与相关技能知识为培训重点，统筹规划，科学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任。东部地区要主动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参照本项目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地农村卫生人员实际情况，开展培训工作。
（二）认真组织实施。各地要抓住培训重点，精心组织，稳步实施。一是严格选定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认真编印培训教材，确保培训质量。二是围绕重点，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在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培训的同时，各地要将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纳入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保证乡、村卫生技术人员全员接受专业培训，提高应对能力。三是为农村卫生人员创造条件，保证学员足时、免费接受培训。四是中西部地区要按照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要求，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培训工作。
（三）加强监督指导。各地要按照有关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评估方案，将日常监督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培训取得预期成效。中西部地区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卫生部《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社〔2004〕24号）等文件要求，加强资金监管，及时、足额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给承担培训任务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严禁将财政补助直接发给受训人员，也不得另行向受训人员收取培训费用。项目工作组织管理、监督和评估等方面工作经费不得挤占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三、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工作要求
（一）以深化医改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一体化管理。各地要充分认识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以下简称一体化管理）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一体化管理内涵，牢牢把握深化医改为农村卫生工作创造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一体化管理工作。要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目标，落实工作措施，加强监督检查。通过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行一体化管理，合理规划和配置乡村卫生资源，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转变机构运行机制，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发展。
（二）抓住重点，规范一体化管理。各地要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卫办农卫发〔2010〕48号）要求，抓住重点，规范一体化管理各项工作。一是合理设置，规范建设。按照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应有一所村卫生室的原则，合理设置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房屋和基本装备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合理规划与配备，保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发挥应有的功能。二是依法准入，聘用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乡村卫生技术人员准入与执业管理。建立能进能出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实行聘用制。三是提高能力，规范服务。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业务培训和管理，提高乡村卫生技术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四是统一配送，合理用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使用的基本药物全部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公开招标采购，由中标企业统一配送，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加大合理用药教育和培训力度，加强监管，维护农村居民用药安全。五是账目清楚，价格公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要做到收费有单据、账目有记录、支出有凭证。要公开医疗服务和药品收费项目及价格，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六是科学考核，保证效率。建立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形成保障公平效率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组织协调，保证一体化管理顺利推进。推进一体化管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妥善处理推进一体化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推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整体、协调、健康、持续地发展。要注意保护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不得借一体化管理之名，向乡村医生收取管理费用。要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依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兼顾，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保证一体化管理工作顺利推进。
四、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工作要求
（一）分步实施，规范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2010年，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要达到20%。为建立统一、规范的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各地对于新开展建档工作的县（市），要严格按照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卫妇社发〔2009〕98号，以下简称《规范》）中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的要求，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优先为儿童、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建立档案。对已建立尚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要尽快完善，与《规范》衔接。
（二）加大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各地要加大与健康档案相关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对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和乡村卫生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省级师资力量的培训，层层分解培训任务，对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相关政策、任务要求进行讲解和宣传，对《规范》的有关内容进行解读，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乡村卫生人员应承担的职责任务，掌握建立、使用和管理健康档案的内容和方法，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三）积极推进农村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化建设。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健康档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卫办发〔2009〕46号）和《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技术解决方案（试行）》（卫办综发〔2009〕230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积极探索以省为单位开发建设农村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平台，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和技术路线，动员相关企业参与信息平台的开发、建设和有关软件的设计，争取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支持新开展建档工作的县（市）高起点、高标准建立电子化健康档案，尚未实现电子化的试点县（市），要逐步向电子化健康档案过渡，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积极构建以健康档案为基础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有效整合与利用疾控、妇幼、计划免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信息系统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2010年度医改工作的实施时间为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按照我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部署，自今年4月起，每3个月，即2010年的7月、10月，2011年的1月、4月，将上述4项农村卫生服务工作进展情况以文字稿形式以及附表1、附表2按时报至我部农村卫生管理司。
联系人：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卫生服务规划管理处 王旭丹 张并立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68792812 68792586
传 真：010—68792583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九日
附表1
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省（区、市） 月
应培训乡镇卫生院人员数
完成培训乡镇卫生院人员数
应培训村卫生室人员数
完成培训村卫生室人员数
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省级财政支持项目
注：中央财政支持项目主要是指《财政部、卫生部关于下达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通知》（财社〔2010〕44号）规定的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
省级财政支持项目主要是指由省级财政予以经费支持开展的乡、村两级卫生人员培训项目。
附表2
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省（区、市） 月
本省农业人口数（人）
建档人数（人）
建档率（%）
备 注
注：农业人口数以统计部门口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