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张爱军
【内容提要】 在中国传统的民法理论中，惩罚性赔偿受到一贯的忽视。实际上，这种与补偿性赔偿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以其全面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越来越对当今民法学领域特别是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正由英美法系国家向大陆法系国家延深和扩展，由侵权纠纷向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并重的方向延深和扩展。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合同责任（或产品质量责任）方面首开惩罚性赔偿之先河，并在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当然这是可喜的进步，但现行的规定远远未能充分发挥这项制度应有的作用。在尽可能地抵制其副作用的情况下（例如对惩罚性赔偿额度在立法上作出一些明确的限定），适当地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侵权和合同纠纷、妨害民事诉讼等多个领域，并以侵权行为人或违约方的“故意”或“恶意”作为适用之基本条件，则会补充当前损害赔偿制度的若干漏洞，全面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事法的惩戒、教育和示范的功能，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损害赔偿 侵权行为责任 违约责任
一、惩罚性赔偿问题的提出
关于民事赔偿的性质，在传统民法中一直少有争议。主流观点即“补偿性为主”一以贯之，成为通说。“违约赔偿的目的在于对被违约方的救济，不在于对违约方的制裁”①；“违约损害赔偿的首要目的是补偿原告，而不是惩罚被告。所谓补偿主要是针对财产损害（pecuniary loss）而言的”②。在侵权行为之债的损害中，“到底赔偿义务人要补偿什么，只能由赔偿义务目的中寻求答案，在所有损害赔偿的情形中，所共通的是受害人就其所受之损害应获得‘填补’（补偿Ersatz）。损害赔偿要赔什么，并不是依处罚原则Sanktionsprinzip，也不依阻吓原则Praeventionsprinzip，而依据‘均衡之考量’③。此种考量系以受害人之利益为准则，不以赔偿义务人之行为作基准。受害人因一定过程蒙受不利，他人就此过程应负责任，加以填补（回复原状）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或是司法实践中，均未对惩罚性赔偿的原则予以断然否定。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以来，惩罚性赔偿原则即作为一项法定的特殊赔偿原则纳入学界的视野，但遗憾的是仍只局限于产品责任制度之中，在众多的其他民事赔偿领域，惩罚性赔偿仍未能谋得一席之地。
与学者们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相似，司法实践的要求必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之探讨的起源。
1、“王海现象”的启示
随着舆论界的推波助澜，知假买假的王海迅速成为公众人物，并引起竞相效仿。从一个简单的“王海”到“王海们”，再到形成“王海现象”，直至这种现象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中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的讨论此起彼伏，与此有关的诉讼接连不断，“打假公司”几欲成为一项产业。从个案的处理结果来看，各地法院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学界对“王海现象”也是褒贬不一，但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的首次确立，给中国法学界和经济界带来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
固然，对消法中“消费者”一词的含义在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对知假买假的“王海们”如果受消法的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严重程度的争论，再加上一些法院（现在看来是更多的法院）对“王海们”和“打假公司”给一纸败诉判决了事，使我国现行民事实体法律中唯一明文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的适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听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适用惩罚性赔偿作为调节民事赔偿法律关系的手段，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而不至使“法律从原国家层次的德治工具论经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沦为或庸俗化为个人直接实现其物欲的工具”①，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2、惩罚性赔偿的含义的界定
为了主题的清晰和逻辑的严谨，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含义作一个准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论证才是有效的和有意义的。严格地说，本文的研究对象应称为“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 ）、“惩戒性的赔偿”、“证实性的赔偿”， 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②，是对于真实赔偿的一种“附加”的补偿。其目的是补偿原告所遭受的、法院所认定的、由被告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在实践上，这种赔偿是对被告的一个惩罚③。
3、本文所研究的惩罚性赔偿的范围
也许是由于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常被认为是一种类似惩罚性的赔偿，所以在一般层次上常常导致
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以下的图示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一形象的阐释：
图 示
第一椭圆系表示非财产上之损害（non-pecuniary loss）赔偿（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大陆法学界普遍译为“精神损害”赔偿）①。其中的A区指过失侵权行为引起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B区指过失违约行为引起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C区指故意侵权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D区指故意违约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E区指各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中不需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部分。显而易见，A+C是全部的侵权责任，B+D是全部的违约责任，第二椭圆包括的对象是全部种类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就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中的C、D两区系非财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重合，纳入这两部分的赔偿责任，不仅需要承担对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而且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因为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有惩罚的性质，所以有学者将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归入惩罚性赔偿②。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包括本文图示中的两个椭圆；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狭义的惩罚性赔偿，并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由于民事责任领域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二元划分的缺陷，图示中的“A+C"区与“B+D"区常常发生竞合，但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且为了分析和表述上的方便，笔者亦作了泾渭分明的划分，但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二、比较法的观察——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起源和现状
1、对历史的扫描
有人认为，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的法律，也有学者认为多倍的赔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罗马和埃及已采用③。在罗马法中甚至已产生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观点④。 有人考证，在中世纪英国已产生惩罚性赔偿制度⑤， 当时主要适用于欺诈和不当阐述⑥。
在我国古代，也有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在汉代⑦，就有“加责入官”之制。《周礼·秋官·司历注》云：“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县官。”所谓加责，就是在原来责任的基础上，再加一倍。加责入官制度经过演化，在唐、宋时代形成了“倍备”制度。在唐朝和宋朝的立法中，定有倍备制度，即加倍赔偿，在原来的损失要全部赔偿的基础上，再加一倍的赔偿。这种制度的适用，主要是盗窃赔赃。《唐律》和《宋刑统》的“征赃”条文中，都规定“盗者，倍备”，并疏议云：“谓盗者以其贪利既重，故令倍备，谓盗一尺，征二尺之类。”在宋朝后期，发现对盗者加倍赔偿，多有不合理之处，故“近来盗赃多不征倍，倍备之律，伏请不行”。 在明代，设有倍追钞贯制度，《明会典·律例·仓库》“钞法”规定：“凡印造宝钞与洪武大中通宝，及历代铜钱相兼行使，其民间买卖诸物及茶盐商税，诸色课程，并听收受违者，杖一百。若诸人将宝钞赴仓场库务，折纳诸色课程，中买盐货，及各衙门起解赃罚，须要于背用使姓名私记，以凭稽考。若有不行用心辨验，收受伪钞，及挑剜描辏钞贯在内者，经手之人，杖一百，倍追所纳钞贯，伪挑钞贯烧毁，其民间关市交易，亦须用使私记。若有不行仔细辨验，误相行使者，杖一百，倍追钞贯。只问见使之人，若知情行使者，并依本律。”这里的倍追钞贯，就是加倍追罚，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意思。 在旧中国改律变法以后，采取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模式，所以在以后的民法中，就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了①。
其实很明显，从汉代的“加责入官”之制，到《唐律》和《宋刑统》的“征赃”，直至明律例中对收受和使用假货币给予的惩罚性的处理，都具有浓重的行政惩罚色彩，其加倍征收的款额是收归国库，并非作为对受害方的赔偿。既如此，将其看作一种刑罚中的罚金刑反而更为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本文的主题似乎发生了冲突，但从中国法律史学的角度观察，“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以刑为主”这些传统的法律思想和立法司法的实践，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将这些现象的存在解释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萌芽。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最初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 v. Money一案中的判决②。在美国则是在1784年的Genay v. Norris 一案中最早确认了这一制度③。17世纪至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私通、诬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至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已被法院普遍采纳④。
2、英国法
在英国，惩戒性赔偿制度有时遭到批评，理由是一个民事法院与“惩罚”无关。不过，在1964年的Rookes v. Barnard一案中，贵族院确立，惩戒性赔偿只在如下的案件中适用：
A）政府雇员而“不是”私人或者公司之压迫的、专横的或违宪的行为；
B）被告故意地和侵权行为性地干涉了原告的贸易，而且，被告由此获得的不当利益超过了他对原告支付的赔偿；
C）成文法明确规定的惩戒性赔偿。
上述这些原则被贵族院在1972年的Cassell & Co. Ltd. v. Broome 一案中再次确认⑤。
在英国合同法中，一般而言，只要证明当事人存在欺诈，损害赔偿的范围将是广泛的，因为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使听信虚假陈述者处于假如没有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他将处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强调诉讼的侵权性质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的合同法中，不仅没有明确指出应当在违约行为（即使是严重的故意违约）中适用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禁止这种赔偿责任，有时尽管这种责任是合同双方在契约中明确约定的。所以在英国合同法中，区分约定赔偿金与罚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条款被认定是一个罚金条款，那么，它就是不能强制实施的；如果它被认定为是一个违约金条款，就是可以强制实施的。上议院的Lord Dunedin法官通过著名判例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总结了区分违约金和罚金的一般指导原则。他指出，A）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使用了“罚金”或“违约金”字样的，表面上可以认为他们所用的措词就是指他们所配的内容。但是，当事人的用词不是决定性的。当事人说明是违约金的，法院也可以判决属于罚金。当事人说明是处罚条款的，法院也可以判决属于违约金条款。关键在于，法院必须根据案情查明，双方当事人规定的支付条款事实上是一种罚金条款，还是一种约定违约金条款。B）罚金的实质是将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作为对违反合同的当事人的一种恐吓，违约金的实质是对损害赔偿或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的事先估算。C）一项约定支付的款项到底是罚金还是违约金，是一个解释问题，要根据每份合同的条款和内在情况作出决定。判断合同条款和内在情况的时间，是指签订合同的时间，而不是违反合同的时间②。
以下的办法可以帮助确定一个条款的性质——
A）如果一项约定支付的款项与违反合同后可以明显证明发生的最大损失相比，在数量上显得太大或者是不合良心的，那么，它就是一笔罚金。
B）如果当事人违反合同的义务只是支付一定的货币，而合同中约定在当事人违反合同时应支付的款项大于该当事人在合同义务下应当支付的款项（换言之，如果一个合同条款规定，当事人违反合同未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必须支付一笔更大数额的货币），那么，该款项是一笔罚金。
不过，后来的判例表明，为到期的应付款项支付利息是可以接受的，因而不在此限。
C）如果合同规定，只在某一个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才支付一定的款项，那么，只要这项规定不违反前述规则，它就是一笔约定违约金。
从目前的情况看，约定违约金条款大多出现在标准格式的建筑合同或施工合同中。
D）在这方面，法律上存在这样一种假定（这只是一种假定，当事人可以用事实推翻这个假定）：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在某一个、几个或者规定的所有各种事件发生后，违反合同的当事人都必须支付一笔款项，而这些事件如果发生，有的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只会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失，那么，该笔款项就是一笔罚金。
1993年，一场与港府有关的官司一直打到了英国枢密院。这就是Philips Hongkong Ltd v. AG of Hongkong(1993)。
原告是香港一家公司，被告是香港政府。双方协商签订一份合同，被告雇用原告为一条新建的道路和隧道设计并安装一套计算机监控设备。合同中的约定违约金条款规定，原告应当及时完成一些关键工作，从而使整个工程的其他承包商能够顺利完成各自的工作，保证工程顺利完工。如果原告未能及时完成这些关键工作，他对于使整个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必须给予额外的违约金。原告后来未能按照要求履行合同，但却辩称，他们虽然拖延完成合同上规定的工作，但不应向香港政府交付违约赔偿金，因为该条款相当于一个惩罚条款，实质上是一笔罚金，是不能强制执行的。一审法院和香港上诉法院均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枢密院作出了维持的判决，在判决中指出，要决定一个条款是一个罚金条款，还是对原告损失的预先估算，法院不能依靠不太可能发生的假设的情形，在其中，根据违约金条款应支付的金额，与任何损失都完全不成比例。尽管相关的合同条款必须客观地根据签订合同时的情况加以判断，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表明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预期合理的损失将是什么。因此，主审法官 Lord woolf 引用了Lord Dunedin法官在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案中的发言之后，接着又指出，实际发生的事情要比假设的例子能够为法院提供更好的指导。况且，如果可能的损失范围是广泛的，那么，更好的办法可能是简单地指出，当约定违约金与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完全不成比例时，合同条款并不打算适用于这种情形，而不是将该条款完全视为无效。
主审本案的Lord woolf 发表的判决意见说，约定违约金的规定应当能够使雇主知道，在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他受到保护的范围是多大。同时，对方当事人同意一项约定违约金条款时，他也要消除自身责任的不确定性，即明确自己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承担多大责任……法院不应当采用一种使合同当事人的目的落空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一份商业合同，法院一般认为，在商业合同中，只要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内容，都应当有效。司法委员会显然也受到了这一事实的影响。他们强调在诸如复杂的建筑合同之类的商业合同中对确定性的要求，以及商业合同当事人应当能够依赖他们协议同意的损害赔偿条款。也有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从Lord woolf 在本案中发表的判决意见中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商业合同中，不能套用Lord Dunedin法官在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1915)案中提出的区分违约金与罚金的指导原则①。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2009年7月29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7号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09年7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2009年7月2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学生，是指在依法举办的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
本条例所称体质健康，是指人体在先天遗传性和后天能动性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身体形态、生理功能、运动能力、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良好状态。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领导，将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体育、卫生、财政、编制、文化、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第五条 对在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体育活动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设施建设。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按照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配备体育场地、设备和器材。
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建设学校体育场地，配备体育设备、器材。学校应当制定体育场地、设备和器材的管理维护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学校不得将体育场地挪作他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设备和器材。
第七条 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应当向学校和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应当在课余、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向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举办综合性或者专项性学生体育运动会。
学校应当每年召开运动会，经常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学生体育活动。
第九条 学校应当在核定的教师编制数量内，根据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需要配备专职体育教师。体育课应当由专职体育教师授课。
体育教师组织开展早锻炼、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运动队训练及体育竞赛等活动的，计入教学工作量。
第十条 学校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不得削减或者挤占体育课时。
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应当加强学生身体素质和体能练习，并以室外活动为主。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身心特点开展体育教学活动，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应当适合学生的生理承受能力和体质健康状况，保证学生适宜的运动负荷，确保学生体育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学校应当根据病残、体弱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保健活动和康复锻炼。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和特长，使每个学生掌握两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
鼓励学校开展具有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鼓励学校和其他单位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
第十三条 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统称中小学校)应当保证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应当保证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
中小学校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每天上午安排一次不少于二十五分钟的课间体育活动。
寄宿制中小学校应当每天组织寄宿学生出早操。
学校应当认真执行国家体育教学标准，保证体育活动质量，确保每个学生有足够活动时间。
第十四条 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学生开展军训活动。
教育行政部门、驻地军事机关和学校应当依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合理安排军事训练的时间、科目和强度，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第十五条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体育考试成绩按照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计入总分。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组织学生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确保测试成绩真实和准确。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到良好以上的，方可参加三好学生评选。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学校在组织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测试时，应当落实安全保护措施。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应急机制，做好应急预案，防止发生群体性安全事件。
中小学校应当按规定办理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保险。鼓励学生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为学生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三章 卫生与营养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范围。
第十九条 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联合加强对学生营养状况的监测，建立和完善学生营养干预机制。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明确专人负责指导学校的卫生工作，提供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定期对学校的食品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和传染病防治等进行监督、监测，依法进行免疫预防接种，所需费用纳入公共卫生经费支付范围。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中小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课，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者讲座，积极开展疾病预防、科学营养、卫生安全、禁毒拒烟、反酗酒等健康教育，传授健康知识，培养学生健康行为和卫生习惯。
第二十一条 寄宿制学校应当设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室。
非寄宿制学校应当按规定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保健教师。
鼓励学校与卫生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做好学生伤害事故和有关疾病的防治工作。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组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保健教师做好以下工作：
（一）制定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建立学生健康档案，负责学生健康管理；
（三）实施健康教育，积极开展卫生宣传，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行为和习惯；
（四）定期检查教室、宿舍、阅览室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情况，开展对学生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和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五）协助开展学生免疫预防接种工作；
（六）改善学校的环境卫生、教学卫生、饮食卫生、体育卫生和劳动卫生工作；
（七）开展初级医疗保健和急救；
（八）组织指导学生卫生员和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九）配合有关部门对学校的各种预防、医疗、保健活动实行安全、卫生监督。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做好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报告和应急处置机制。
第二十四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教室和宿舍的微小气候、采光、通风、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文体活动器材、课桌椅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五条 中小学校应当向学生传授科学用眼的知识和方法，并每天组织学生做两次眼保健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每学期对学生视力状况进行两次监测，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阅读和写字姿势，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改善照明条件，预防学生视力下降。
第二十六条 中小学校应当限制学生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证学生必要的睡眠时间。
小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初中学生不得超过七小时，高中学生不得超过八小时。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一小时以内；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
第二十七条 学校食堂的建设和设施配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学校应当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建立膳食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安排专门人员负责食堂卫生安全管理工作。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食堂工作。
第二十八条 学校和家庭应当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保证学生营养摄入均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对学生营养知识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指导学校和家长为学生提供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每年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选择符合要求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学生体检工作。
承担学生体检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体检结束后，应当进行个体与群体健康评价，并向学生（家长）、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反馈学生个体健康体检结果与学生群体健康评价结果，提出改善学生健康状况或者进一步检查的建议。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对学生健康体检中发现的问题，学校应当及时告知学生家长，并配合学生家长采取相应的干预或者防治措施。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的费用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生的健康体检费用由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其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体检费用由学校按规定标准统筹安排。学生健康体检项目、费用标准和保障办法，由省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价格、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制定。
第三十条 学校应当与家长、社会相互配合，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对行为有偏差、心理有障碍的学生及时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指导，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第四章 保障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体育、卫生、编制等行政部门以及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参加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正确评价学校的教育质量，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评价地方和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两年下降的地方和学校，不得评优评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向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升学率或者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学校进行排名，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加大对中小学校体育设施的投入，确保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有效开展。
第三十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预警制度，每两年进行一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监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分别会同体育、卫生行政部门推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报告书制度、公告制度和新生入学体质健康测试制度，加强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明确专门工作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第三十五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和实施青少年社区体育工作发展规划以及活动计划、公共体育场所向学生开放的工作方案，指导、监督学校开展各种学生体育训练和竞赛活动。
第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校卫生巡查制度，加强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指导。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食堂、学校周边餐饮单位、个体摊贩和为学校提供餐饮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保障学生饮食卫生安全。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及时防范和查处危害学生体质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第三十八条 共青团、妇联、工会应当协助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妇女儿童中心等机构，应当把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作为重要内容。
第三十九条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报道学生体育活动和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先进典型、成功经验，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健康观。
第四十条 家长应当与学校经常沟通，关注子女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变化，传授科学健康的生活、生理知识，引导子女参与家庭劳动、社会公益活动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家长应当培养子女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饮食卫生习惯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保障子女营养和睡眠，不增加子女的学业负担，并配合学校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鼓励社区开展学生健康教育与体育活动，促进家长和子女共同参加体育锻炼。
第四十一条 学校专职体育教师、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课时津贴、业务进修、职称评定、考核评比等，与其他学科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学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卫生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削减或者挤占体育课时的；
（二）未保证中小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一小时的；
（三）未对学生进行健康体检和视力状况监测的；
（四)中小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超过规定标准的；
（五）中小学生书面家庭作业超过规定量的；
（六）未召开运动会的；
（七）未落实相关防控措施，造成传染病扩散或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
（八）未组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或者测试数据弄虚作假的。
第四十三条 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未免费或优惠向学校和学生开放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学校体育场馆未在课余、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向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下达升学指标的；
（二）以升学率或者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学校进行排名的；
（三）未定期公布本地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监测结果的；
（四）有其他违反本条例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