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限制死刑适用之权利维度思考
王晓辉*
内容提要：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在实践层面并不十分可靠，甚至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的情况，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因此，从预置死刑滥用的防御和补救体系的角度，需要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任意发动，在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中，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衡，进而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通过强化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对限制死刑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死刑限制与适用 诉讼权利的强化 程序保障
一、 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及思考
从国际范围来看，限制乃至废止死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的国际公约也表明了对于死刑的逐步限制乃至最终废除的严正立场。但废除死刑也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从肯定并限制死刑到否定并废除死刑两个阶段。 在我国暂时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是“相对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 。
死刑限制有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这是学界的一般看法。立法限制通常是通过从立法上缩减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条件，严格死刑适用标准等方法降低死刑的比例，以逐渐限制死刑适用。而司法限制主要是通过在死刑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宣告和死刑执行等方法来限制死刑。由此可以认为，限制死刑一般是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实现限制死刑的适用。一般认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主要通过四项法律规定得到具体体现。第一，死刑适用范围上的原则性限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二，死刑适用对象上的具体限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简称死缓）。根据刑法第5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在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的规定，在死刑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者，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者罪犯正在怀孕的情形应当停止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第四，死刑程序上的限制即死刑复核程序。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00条也规定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必须承认，这些制度的设置体现了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对限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司法实践中死刑经常被宣告和使用，甚至出现了错判和滥杀的情况。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枪（刀）下留人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曲新久教授指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不足，死刑政策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充分地得到落实，而且，死刑制度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偏离。 曲教授从制度设置的层面分析了我国限制死刑适用制度的价值，并指出司法实践自身也没有为限制死刑政策法律化提供素材和营养。我们认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贯彻。在既定的死刑政策和制度下，如何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防止死刑的错判和滥用，保证面对死刑的人得到公正的评判则是现时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程序正义的实现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让真正面对死刑的人死得“明明白白”。
二、权利：限制死刑适用扩张的界限
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国家权力。刑罚经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制定，以刑法这一实体法的形式获得抽象存在；通过适当的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收集证据、认定事实进而以实现刑罚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可见，刑罚的实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权利不至于在权力集结下造成伤害的要求。因为，刑罚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往往会对具有脆弱性特点的权利造成侵害或者危险。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刑罚，就在于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前提下，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如果说只是单单为了惩罚犯罪，只要掌握刑罚权力的国家机关直接予以发动便可。因此，刑事诉讼更具有宪政意义上的价值即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正如有论者所言，“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轻权利重惩罚的片面理解，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 ，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的情况。
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实质上也是限制死刑权力扩张的政策。 如何防御死刑的错判和滥用需要预置完备的、多层次的防御和补救体系，以防止死刑权力的任意扩张。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刑罚权本身的权力控制。其次，来源于刑事程序基本权利的控制。透过程序性权利保护，间接制衡与优化实体性权力的运作。最后，来源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控制。 我国现有的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和司法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来限制。即通过立法和司法层面从制定和适用刑罚权的权力本身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和扩张。尽管我国刑事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享有的一定诉讼权利，但并不全面；即使规定的权利或者缺乏保障或者遭到侵犯或者不足以防止司法权力的发动。这使得预置死刑扩张的防御体系存在缺陷和漏洞。
刑事司法过程就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忽视被控方的权利及权利保障，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也不利于追诉和被追诉双方对事实的辩论以弄清真相，为死刑的滥用埋下了隐患。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直接关涉到公民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状态，如若对此种积极权力不进行控制和约束，依照“不受控制的权力必将会被滥用”的原理，公民个体的权利必将受到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不仅意识到权力易被滥用的特性，而且充分重视司法权在平衡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利益，缓和两者之间的对立、紧张状态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因此而致力于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障。 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益，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权利运行的终极关怀，也是联合国司法准则体系中原则与具体制度的最终目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人权。司法人权保障原则是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理念以及权力制衡原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反映。因此，从刑事审判模式与刑事诉讼的过程性和对抗性来看，应该赋予其各方平等的对抗的机会。诉讼权利是实现控方与被控方对抗的前提，而保障诉讼权利的行使则是实现对抗的现实基础。赋予并强化被控方的诉讼权利，使被控方在保障自己人权方面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使死刑适用的限制在控方与被控方的动态地对抗中实现。
刑事诉讼根本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约。明确了这一点，在司法权力发动的时候只有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与之相对抗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或限制权力的滥用。只有抓住诉讼的对抗性的特点，明确被控方的权利，才能真正使整个诉讼活动达到制衡的状态，保证程序公正，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上的公正。因此，强化被控方应该享有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可以有效对抗权力可能对权利的侵犯和防止死刑权力的滥用。
三、诉讼权利、程序保障与死刑适用
这里的诉讼权利是被追诉人在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程序保障，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在狭义上是指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和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循这样的程序要求。 如上所述，限制死刑权力的扩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和保障面临死刑的人诉讼权利以制约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实现对抗和制衡。而诉讼权利需要程序保障得以实现，反过来诉讼权利及其保障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尽可能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我们认为，在既定的政策和制度下，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应该放在程序保障的问题上；而强化和保障被控方的诉讼权利尤其是程序权利，以对司法权力的发动进行防御和对抗是解决程序保障问题的关键。
“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在刑事法治的背景下，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关注。死刑适用的公正至少要从程序正义做起。” 实际上，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死刑适用的矛盾焦点。董伟“枪下留人案”、“刘涌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从程序方面着手是解决死刑适用问题的突破口。“从程序上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就是国家在彻底废除死刑条件不成熟前，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死刑犯人权的具体体现。” 应确保被判出死刑的人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而且从程序上进行限制死刑适用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影响力是持续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一些有助于控制死刑的程序，然而就实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来说，现有的程序控制方法并不够。我国对于死刑适用的特别程序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遭到学者的置疑。 因此，限制死刑的适用除了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造和变革以外，需要研究增加更为有效的程序控制方法。如有论者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死刑案件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理应遵守程序规定。因此，对适用死刑的案件加强程序保障，其意义尤显突出。我们应当考虑在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如何真正实现程序价值。”
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对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赋予被追诉人防御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的诉讼权利，这就要求司法权力的发动和实施必须在权利规则范围内进行。充分体现“通过程序保障基本人权”和“以合法的程序追究犯罪”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权力的发动必须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要件，从而防止权力任意干涉个人权利的产生，否则就要承担程序违法的后果。比如，对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就应该遵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司法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英美法系，将诉讼程序作为犯罪界说的一个维度。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实定法（或者法庭、普通法规则）的违反，将可以通过上诉使有罪判决归于无效，并且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得再次提起诉讼。这种程序超然、优先于实体的制度设置，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引起程序的违法对于实体法的直接的否定意义。这就要求在整个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被控方在实体和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待遇，否则对整个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赋予被追诉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就司法机关而言，就是负有不得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的义务），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的追诉过程和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事实经得起推敲，提高其证明力，为准确适用死刑提供可靠的依据。将在现有的政策下应判出死刑的案件办成“铁案”。
总之，就死刑的适用而言，强化诉讼权利，通过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有利于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程序保障，对实现慎用、少用死刑应当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即使判出死刑，只要刑事司法权力是通过程序上的正当性和规范性所得出的结果，也能够获取被控方的认可和服从，才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权威性和公众的认同。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所言，“程序的公平性与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四、对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检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惩罚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罪推定的诉讼观念仍然存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所以，虽然我国刑事法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实践操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甚至一些权利被漠视。就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而言，也是如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或者忽视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或者其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其权利被司法机关侵犯或剥夺等等情况。比如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享有的赦免、减刑请求权在我国法律中就没有规定。比如像律师辩护难等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己行使辩护权或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但在实践中，被控方的辩护权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又比如像“三机关联合办案”、“案件协调制度”以及“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等等不合理现象，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剥夺或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再比如像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但这些权利却遭到了司法权力的侵犯。
在检讨我国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是如何界定“面对死刑的人”。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只有在判处确定的犯罪和刑罚之后才可以如此称之；但作为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应该是在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对被控可能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强化和保障。以下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来检讨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侦查阶段，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这就为侦查机关对不坦白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强迫其交代甚至刑讯逼供留下了隐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所受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的权利。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这不足以防止类似不法行为的发生。而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犯罪嫌疑人面对刑讯逼供，缺乏防御权力侵犯的权利保障。而这种权利保障的淡化也使得侦查人员缺乏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识。实际上，采取刑讯逼供等不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误导审判，往往造成冤假错案，牵连无辜。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和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起诉之前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提起公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存在忽视甚至不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情况。
在审判阶段，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判。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控方事实上无法受到公正的对待。其权利规定的不充分，即使规定了的权利往往也得不到保障，受到了很大的牺牲和抑制。在庭审实践中，由于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再加上被控方的知情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被控方根本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异议并有效地进行质证，形成了“控方举证不受控方制约”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证人不出庭导致被控方的辩护权不能有效实施。而不经过质证的传来证据却在实践中被大量采用。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采取“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实际剥夺了面对死刑的人的上诉、申诉权。另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复核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缺失的问题。死刑判决、裁定的生效需要经过特别的核准程序。这对死刑的慎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由法院自动启动而完全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办案程序，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缺少辩护权行使的空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程序正义，应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有关各方的公平参与”。 被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有权参与到有关是诉讼程序之中。但死刑复核程序一般采取书面审，不具有诉讼的特征，而是一种封闭的权力活动。这使得被告人在该程序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动、消极的状态。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 ，那么象征着公正的“天平”就会倾斜。
五、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保障
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所谓权利保障,是指排除对权利现时和将来妨害的确使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对权利保障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权利宣言的形式，其二是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 可见，权利的保障不仅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抽象存在，还必须为这些抽象存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创造条件。我国刑事法对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与国际司法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在权利的宣告和权利的实现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在这种权利缺失或对权力缺乏制约，没有对抗的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对死刑的限制，甚至可能导致死刑的滥用。
如何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这是保证正确适用死刑，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获得实体上的公正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国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认为，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被追诉人权利的意识，通过规范其行为，加强其责任来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另一个方面就是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行使权利提供现实条件和制度保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首先，司法人员必须要有权利保障的意识，尊重面对死刑的人的生命权和诉讼权利。因为，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面对死刑的人首先面对且面对最多的就是司法人员，而他们的行为就是直接针对被追诉人。而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漠视被追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上所述。因此，办案人员要摆脱原先的“有罪推定”、“重惩罚轻保障”的思维观念。为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我国刑事法已经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在具体保障制度的构建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在死刑案件中可以率先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法定原则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贯彻该原则，可以通过预先明确权利和义务，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将其活动限定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这可以避免剥夺或限制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从而保障被追诉人更好地行使和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为此，有必要完善关于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另外，从证据及证据力方面提高对判出死刑的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作出死刑判决时必须在证据上排除一切怀疑。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4款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出死刑。”这就是对判出死刑的犯罪所作出的严格的证据要求。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享有很多方面的权利，根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的见解，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主要包括沉默权、辩护权、会见权、开示理由请求权、取消逮捕请求权、保全证据请求权和不服申诉权等七个方面。 这里仅仅触及以下几点。
第一，沉默权。沉默权是被追诉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内容，是刑事诉讼中被控方人权保障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防御司法权力的无理侵犯的坚盾。沉默权符合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赋予被控方在刑事追诉过程中沉默权有其制度背景和理论基础。 为此，还必须完善保障这种权利和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妥当侦查的制度。这里，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借鉴：第一，由“第三者机关”对侦查本身进行监督。如可以考虑在讯问时，让辩护人到场。第二，保留详细的调查记录，以便在事后可以认定有无非法侦查，如将讯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等。第三，规定不得将违法侦查所取得的坦白交代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处罚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
第二，辩护权。刑事诉讼法对被控方的辩护权进行了规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辩护权的强化和保障。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应该成为保障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相较于审判阶段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制成的讯问笔录，一旦在审判中提出就很可能按照笔录来认定事实。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审判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的参考资料主要就是侦查机关提供的笔录。正因为如此，必须对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考虑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律师全面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二是保障被控方不仅获得辩护帮助权，而且获得的是有效的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了特殊权利保障的强制辩护制度。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由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有助于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但在实践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否为面临死刑的人提供了有效的辩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此，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要求聘请的必须是在该类案件方面有经验的、合格的律师，且为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提供物质和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为面对死刑的人提供有质量的辩护。
三是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规范证据展示制度以避免“证据偷袭”；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证人出庭的具体措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之三（戊）规定，“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因此，应当从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方面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保障被控方的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
四是充实辩护事由的内容，尤其是程序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加强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不受制约和节制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难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制造冤假错案。就死刑案件而言，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它能确保案件的质量，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
第三，程序参与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虽然也有听取被判出死刑的人的意见的规定，但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应该保证被判处死刑的人参与到复核程序，充分保障律师介入程序的权利。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持诉讼平衡、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法律必须规定，与案件利害攸关的各方，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有人提出，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赦免、减刑请求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全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是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赦免、减刑请求权是联合国的最低人权标准。但是，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因此，有学者提出增设死刑减刑与赦免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程序规定。 为此，可以增设死刑执行期间的限制，为行使该权利及其他上诉、申诉权提供时间上的保证。
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两年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个体、私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全省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
现九十年代甘肃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现作如下政策规定：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
（1）彻底破除“左”的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甘肃的实际出发，使所有制结构与甘肃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省所有制结构单一，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甘肃经济的发展，也是我省与沿海地区差距拉大的
原因之一。因此，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我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
（2）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党中央既定的方针。个体、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在促进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
，脱贫致富，繁荣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扩大劳动就业， 特别是加快甘肃脱贫致富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各地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及时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表彰个体、私营经济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从而提高个体、私营经济的社会地位。
二、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3）按照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省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力争“九五”期间，个体、私营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5％以上，“九五”末，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20万人以上。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在确定发展速度时，要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三、进一步放宽政策
（4）放宽经营主体。除在职人员、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外，均可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企事业单位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富余人员，因停工停产而生活困难需要从事个体经营的职工，党政机关在机构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人员，都允许从事个体、私营经营。鼓励、支
持大中专毕业生到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工作，其档案分别由省、地、市、县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并保留国家干部身份。亏损企业的职工（不包括厂级领导）经厂方批准同意，采取留职停薪的办法，到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工作，保留原档案身份，其工龄连续计算。外地人员来我省
从事个体经营，独资或合伙开办私营企业，在政策上与本省人员一视同仁，并在户口等问题上从优解决。凡年上缴税金10万元以上的私营业主需要落户的准予在城市落户。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省外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带有资金、技术或项目的）
愿意在兰州等城市落户的，欢迎他们落户。
（5）放宽经营范围。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凡是允许国有、集体、三资企业生产经营的竞争性行业项目，只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具备同等条件，都允许生产经营。允许有条件的私营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房产开发经营试点，私营企业可参加土地主管部门举办的土地使用权投标
，参与房产开发。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委托代理邮电通信业务的末端经营服务。
（6）放开经营方式。凡是允许国有、集体企业采用的经营方式，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采用。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向国有、集体企业投资入股、参股或与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包、租赁、兼并、购买国有和集体企业；鼓
励私营企业办股份制企业和组建集团公司；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三来一补”业务、边境贸易和到境外开办各类企业。
（7）放宽注册登记条件。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提交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明文规定需要提交的许可证或专项审批证件。需专业主管部门核发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有关部门接到申请后，必须在十天内提出审核意见。对贫困地区新涉足个体经营的贫困户，实行“先放
开、后规范”的原则。除专项审批外，当地城镇居民、农民、待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可直接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营业执照。外地来我省人员凭身份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即可申办营业执照。
（8）认真处理好实施新税制中出现的新问题。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发展小的，稳住中的，抓住大的”原则，对个体大户、私营企业只要财务会计制度符合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要求，即可认定。税务所代开小规模纳税增值税发票要及时、手续从简，并无偿提供咨询服务。税务部门
核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征税额度时，要与工商行政管理、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部门和团体共同商定，搞好税收的征管工作。在国家税法许可的范围内提高对个体工商户征税的起点。
四、多方筹措发展资金
（9）各专业银行要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每年在新增规模中，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安排一定数额的贷款，择优发放。城乡信用社在积极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贷款的一个重点。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固定资产和有价证券作抵押
或以有担保能力的企业作担保办理贷款，其中固定资产抵押率不超过抵押物现价的百分之五十，有价证券抵押率不超过面价的百分之八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固定资产抵押合同的管理，并监督合同的履行，逾期不执行合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合同条款强制执行，拍卖抵
押物偿还。
（10）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股份制、合作制和合伙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建商城、建市场以及兴办各类企业。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多种方式引进省外、国外资金，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各级工商联、个协、私协根据实际需要可设立互助基金会等，
多种方式筹措发展资金。
（11）各地在每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财政扭补资金、发展乡镇企业资金中，可划出一定比例作为贷款有偿使用，与扶贫效益挂钩，与贫困户挂钩，扶持贫困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2）提高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设备折旧率。房屋建筑类按年折旧率5％提取，机电设备、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折旧率一般提高到10％左右，特殊情况按税务部门的规定，报批后另行处理。
五、认真解决生产经营场地
（13）各级政府要把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和各类市场建设纳入城市和集镇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由县以上（含县）经贸委、工商局负责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用地进行立项，作出计划。建设和土地管理部门依此进行审批，并作出相应的用地计划安排。可以采取
征用、短期租用，长期租用和一次性付款、分年度付款等多种方法，解决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用地及市场建设用地问题。
（14）凡是需要拆除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合法经营场地门店，必须坚持“先安置后拆除、拆一还一，就地就近安置”的原则，对无法就地就近安置的应协调妥善解决。
（15）市场建设要遵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讲求效益”的原则，鼓励支持各种经济成份独办、合办各类市场；在旧城区改造、新建住宅区和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网点；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鼓励沿街沿路居民和单位破
墙建店，增加经营服务场所。拟向社会公开拍卖的小型企业，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购买。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可以实行“日公夜私”两制，晚上把铺面和场地租给个体户经营。
六、设立个体、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
（16）为了切实加快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扩大示范效应，省上分别设立兰州市和武威市个体、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具体地域由两市选定。试验区内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收费、统一注册。在发展方向上，要以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的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为主，形成科工贸结合的加工区。在经营方式上，全面放开，平等竞争。具体优惠政策由试验区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在试验区内设立为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的信用社或合资（股份制）财务公司。
七、积极支持发展对外经贸业务
（17）对具备进出口条件的私营企业要积极支持其申报自营进出口权。具体由省外经贸厅会同有关部门按国家政策规定，协商选择经营好、有一定规模、具备进出口条件的私营企业，由企业提出申请，经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同意后，报省外经贸厅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取得进出口权的
私营企业，但有出口业务的可以挂户经营或代理出口。
（18）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出国（出境）做生意、投资办厂、商务考察、技术交流等，可经当地工商联、个协、私协对所属成员出具证明，再向公安部门申报办理出国出境手续。对有产品出口且涉外业务较多的私营企业，应给予持有短期或长期多次往返的出国护照。有关部门或团
体组团出国开展经贸活动和进行商务考察，应根据业务活动的需要尽量安排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参加。主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有关部门也可以专门组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者出国进行经贸活动。
八、加强法制、职业道德和业务技术教育
（19）各级工商联、个协、私协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要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做到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职业道德水平。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由工商局、工商联、劳动、人事、科协、个协、私协等部门及团体组成技术培训领导小组，制定培训规划，做好技术资格等级的考评认定工作，要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不断提高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技术业务素质，使他们成为爱国敬
业守法、有理想、有道德、讲贡献、勤劳致富的劳动者。
九、保护合法权益
（20）坚决制止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制定统一的《交费卡》，交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保管使用；对超出交费卡规定的收费，并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强行拉赞助、搞募捐和硬性
推销商品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有权拒交拒售，并向有关部门举报和反映，有关部门要及时查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今后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增加的收费项目必须经省经贸委、省工商局会商同意，然后报省财政厅、省物价委员会审批同意后，方可收费。
（21）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生产经营场地，受法律保护；除按城市规划拆迁及其他合法变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收回、拆除或侵占。对非法侵占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财产的，有关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
（22）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在评选劳模和参加养老、待业、工伤、生育、医疗以及子女升学、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方面，享受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待遇，不得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应执行国家劳动法规和政策，按有关规定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条件的私营企业都要组建工会。工会要协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23）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凡符合现行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和省上规定的学历、专业工作资历、能力、业绩和外语水平者，均可参照集体企业同类人员办法，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时，由本人申请，按所属社团组织分别由工商联、个协
、私协等上报所在地市县（区）职改部门审核后，按现行评审制度办理。
（2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的许可证、专项审批证件是合法经营的凭证，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可以依法扣缴或吊销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缴或吊销。对非法扣缴、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和专项审批证件而给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经济损失赔偿和法律责任。各级执法部门对侵害个体、私营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合法收入的各类经济、刑事案件，要依法办事，及时予以立案查处。
十、加强管理和引导
（25）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税务部门要依法征税。私营企业应按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按时编报财务报表，接受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帐证齐全的私营企业，应实行查帐征税。对个体工商户税务部门可视其产、销情况，核定基数，定额、定期征税
。
（26）建立并加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档案管理。个体、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档案，一般由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属于流动技术人员的档案，由本人选择人才交流中心或个协、私协代为管理。要建立健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技术人员的考绩档案，作为专业技术
人员评审、晋升、奖惩的依据。
（27）工商、税务、物价、公安、海关、新闻出版、卫生、技术监督等行政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分工负责，依法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制毒贩毒、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取暴
利、偷税漏税等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同时工商和街道办事处要协助计划生育部门做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职工的计划生育工作，对违反计划生育的要认真查处。
（28）建立健全管理机构 ，切实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领导。省政府委托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管理个体、私营经济，主要任务是：研究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对全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协调服务，研究制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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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各级政府要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列入各级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30）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事宜由省经贸委和省工商局负责解释。
1994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