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胶州市工商局 高长玉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若干规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若干规定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2月13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整顿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洽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通过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工作，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消除不安定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承担本部门、本单位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工作的主管部门，在综合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依法治理。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与维护社会治安任务相适应的群众性的自防自治组织或内部保卫组织，各项治安保卫工作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全体公民都应当依法行使和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
第七条 省、市（地）、县（市、区）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边办公室，与有关职能机构合署办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对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并监督实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
（五）办理上级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八条 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相应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具体职责是：
（一）传达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决议，具体组织实施；
（二）制定、实施本辖区社会治安综今治理的规划；
（三）落实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组织检查、表彰活动。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要有主要负责人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具体组织落实治保、调解、普法、帮教、巡逻等任务。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共同职责是：
（一）经常向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抵制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经常向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配合、支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组织群众维护生产、工作、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教育鼓励公民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见义勇为的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
（四）及时、妥善调解疏导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五）落实本单位内部的安全防范措施，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
（六）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第十一条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主管部门都应当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严格校规校纪。学生的家长及社会各界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城镇待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就业工作和道德、法制教育，由劳动部门主管，所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予以配合。
第十三条 轻微违法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工作，职工、学生分别由其所在单位、学校主管；村民由村民委员会主管；个体从业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待业人员由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主管，培训期间由劳动部门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治安保卫组织及其家庭予以配合，公安机关
负责检查指导。
第十四条 管制、缓刑、监（所）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人员的考察、监督和改造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劳改劳教单位和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配合。人民检察院负责依法检察监督。
第十五条 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工作，职工由其所在单位主管，个体从业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待业人员由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主管。
第十六条 免予起诉人员需要考核的，其考核帮教工作，由人民检察院主管，其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配合。
第十七条 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用工单位、暂住人口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予以配合。
第十八条 卖淫嫖娼人员中的性病患者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收容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治疗由卫生部门主管，治疗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交通干线、旅游地区和集贸市场、繁华街道、车站、港口等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由公安机关主管，工商行政管理、交通、城建、铁路等部门予以配合。
国营林场、湖泊、大型水库的治安管理，由公安机关主管，林业、水利等部门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旅店业、旧货业、印铸刻字业及舞厅、录像放映点等文化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由公安机关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文化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部门应当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会同公安、工商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各种反动、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的文学、美术、戏曲、音像等作品的创作、销售和上演。
第二十二条 社团登记管理，由民政部门主管。违反社团登记管理规定成立的社团或有违法行为的社团，由民政部门依法取缔或处理，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第二十三条 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由公安机关主管；生产、储存、运销、使用单位应当服从公安机关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依法打击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第二十五条 防范和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和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活动，由公安、国家安全、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工，各负其责，互相配合。
第二十六条 查禁取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和种植吸食贩运毒品、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由公安机关主管，卫生、文化、工商行政管理、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予以配合。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执行劳动改造工作和劳动教养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驻地政府和罪犯、劳动教养人员原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原工作单位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大型文体活动、大型经济贸易活动和经批准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主办单位配合；民间举办的活动和营业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主办者负责，公安机关检查监督。
第二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保卫组织和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人民法院负责指导。
第三十条 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的建设，由同级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负责；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建设，由本单位负责；民兵参加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工作，由人民武装部门负责；群
众性治安保卫工作的指导、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
第三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城建部门纳入建设总体规划，并监督实施。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一般由本单位或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制度健全，责任明确，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或明显好转的；
（二）刑事案件、治安案件、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明显减少，对重大刑事案件的预防、控制、侦破卓有成效的；
（三）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有突出贡献的；
（四）其他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立功表现的。
事迹特别突出的，可以报请上一级领导机关按有关规定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三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违法犯罪分子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的，授予烈士称号，对其家属由民政部门给予抚恤；受伤致残的，按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和照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组织，按照法律、法规应予处罚的，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对违反本规定的个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组织及其责任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应当建议有关部门取消或者限制其相关方面的评选先进、获得奖励的资格。
（一）因放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致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
（二）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事件，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严重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或法人合法权益的；
（四）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的。
第三十五条 各级执法部门、执法人员以及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得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打击报复。违者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