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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二号


　　《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经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日
　　　　　　　　　　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暂住人员的户口管理，保障暂住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特区的社会秩序，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暂住人员，是指没有特区常住户口，持有效证件进入特区，并在特区居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
　　在特区居留七日以上的暂住人员应当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居留两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员应当申办暂住证。具有蓝印户口的暂住人员的户口管理适用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深圳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是暂住人员户口管理的主管机关，市公安局的派出机关（以下简称公安派出机关）负责辖区内暂住人员户口管理的日常工作。市政府劳动、人事、城管、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市公安局做好暂住人员户口管理工作。
　　居民委员会、农村管理处、招用暂住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公安派出机关管理暂住人员户口。


　　第四条　公安机关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暂住人员户口管理职责，坚持公开、便民、高效、文明的管理原则。

第二章　暂住户口登记





　　第五条　暂住人员应当在特区居留满七日以前，由申报义务人持暂住人员居民身份证和进入特区的有效证件，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机关申报暂住户口登记。


　　第六条　从事劳务的暂住人员，其暂住户口登记的申报义务人为用人的单位或者个人。
　　非从事劳务的暂住人员，其暂住户口登记按下列规定进行：
　　（一）暂住出租房屋的，由出租人申报；
　　（二）暂住非出租房屋的，由户主、房屋业主或者暂住人员本人申报；
　　（三）暂住宾馆、旅店、招待所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住宿登记。


　　第七条　暂住户口登记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姓名、性别；
　　（二）居民身份证号码；
　　（三）常住户口地址；
　　（四）暂住地址；
　　（五）暂住期限；
　　（六）暂住理由；
　　（七）其他必要事项。


　　第八条　公安派出机关进行暂住户口登记，应当发给暂住人员暂住户口登记凭证。
　　暂住户口登记凭证由主管机关统一制作。


　　第九条　暂住户口登记申报的期限届满，登记机关予以注销登记。

第三章　暂住证办理





　　第十条　暂住人员在特区居留两个月以上的，应当在居留两个月届满十五日前向公安机关申办暂住证。


　　第十一条　暂住证分为两种：
　　（一）从事劳务的暂住人员申办劳务暂住证，有效期最长为一年；
　　（二）非从事劳务的暂住人员申办非劳务暂住证，有效期最长为二年。
　　暂住证由主管机关统一制作。


　　第十二条　劳务暂住证由用人的单位或者个人申办。
　　非劳务暂住证按下列规定申办：
　　（一）暂住出租房屋的，由出租人申办；
　　（二）暂住非出租房屋的，由户主、房屋业主或者暂住人员本人申办；
　　（三）暂住宾馆、旅店、招待所的，由暂住人员本人申办。


　　第十三条　申办劳务暂住证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下列资料：
　　（一）暂住户口登记凭证；
　　（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劳务部门出具的劳动用工证明或者人事部门出具的聘用、派遣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管理人员的证明；
　　（四）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申办非劳务暂住证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下列资料：
　　（一）暂住户口登记凭证；
　　（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固定、合法居所证明；
　　（四）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对申办暂住证的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发给暂住证；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不予受理，但应当说明理由。
　　办理暂住证的公安机关由市公安局决定。


　　第十六条　暂住证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姓名、性别；
　　（二）居民身份证号码；
　　（三）暂住地址；
　　（四）暂住证有效期限；
　　（五）其他必要事项。


　　第十七条　办理暂住证的公安机关发放暂住证后，应当及时通知暂住人员暂住地的公安派出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发放的暂住证，按市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成本收取工本费。


　　第十九条　暂住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续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十五日前向原办证机关提出申请，并按本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持暂住证的人员在暂住证有效期限内可以在特区居留，可以凭证进出特区。


　　第二十一条　持非劳务暂住证的暂住人员从事劳务活动的，应当先向公安机关申办劳务暂住证。


　　第二十二条　持暂住证的暂住人员，暂住地址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向变更后的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机关申报；受理申报的公安派出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原暂住地的公安派出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　用人的单位或者个人与持劳务暂住证的暂住人员解除劳务合同关系的，应当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办理暂住证的公安机关申报。

第四章　管理





　　第二十四条　暂住人员应当随身携带和妥善保管暂住户口登记凭证或者暂住证（以下统称暂住证件），以备查验。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因执行公务的需要可以查验暂住证件，但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查验暂住证件，但法律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暂住人员在被查验暂住证件时因特殊情况未能随身携带的，可以说明已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或者暂住证的情况，公安机关应当予以核实。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因执行公务的需要可以依法扣留暂住证件，但应当给当事人开具扣留凭证，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暂住证件。


　　第二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损毁他人的暂住证件。


　　第二十九条　暂住人员遗失暂住证件的，应当及时向原登记或者办证机关申请补发暂住户口登记凭证或者暂住证，受理机关应即时补发暂住户口登记凭证或者在十五日内补发暂住证。


　　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机关应当掌握本辖区内暂住人员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或者暂住证的情况，建立暂住人员户口档案，定期制作暂住户口统计报表，加强对本辖区内暂住人员的管理。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代办暂住证件牟取非法利益；不得伪造、变造、涂改暂住证件。


　　第三十二条　招用暂住人员或者为暂住人员提供居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或者暂住证所需的资料。


　　第三十三条　招用暂住人员或者为暂住人员提供居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督促暂住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对暂住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三十四条　公安人员履行暂住人员户口管理职责，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敲诈勒索、徇私舞弊，不得打骂、虐待或者侮辱暂住人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未按本条例规定的期限申报暂住户口登记的，责令限期登记；申报义务人为暂住人员的，处以五十元罚款，申报义务人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按未登记暂住人员的数量每人五十元对申报义务人处以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未按本条例规定的期限申办暂住证的，责令限期补办；申办义务人为暂住人员的，处以一百元罚款，申办义务人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按未办暂住证人员的数量每人二百元对申办义务人处以罚款。


　　第三十七条　以欺骗手段取得暂住证的，暂住证予以缴销，并按所办暂住证的数量每份二百元对行为人处以罚款。


　　第三十八条　暂住地址变更而未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申报的，责令限期申报；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招用持非劳务暂住证的暂住人员从事劳务的，每招用一人处以一百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为他人代办暂住证件牟取非法利益的，收缴已办理的暂住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所办暂住证的数量每份三百元对行为人处以罚款；伪造、变造、涂改暂住证件的，没收制作工具和违法所得，按假证的数量每份五百元对行为人处以罚款，并可依法处以拘留或者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对行为人处以二百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对行为人处以二百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非法查验、扣留、损毁暂住证件，行为人为执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行为人为其他人员的，处以三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依法处以拘留或者劳动教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没有进入特区的有效证件或者没有暂住证件而在特区居留的暂住人员，由公安机关移交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遣离特区。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由市公安局或者公安分局裁决，五十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机关裁决。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不予受理暂住证申请、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公安局或者市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
　　复议机关应当自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以前在特区内实施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为“田文昌”辩护
——从“刘涌之死”说起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梁剑兵
刘涌死了，关于刘涌一案的“网愤”暂告平息。
但是，另一种“愤怒”又随之而起。这次，愤怒的对象是号称“天下第一辩护高手”的京都大律师田文昌，还捎带上了14位法学家。按照某些网友的“声讨檄文”，此15人的罪名主要有：“败类”、“罪人”、“黑社会的帮凶”、“倒掉的法学家！”……等等。
看到这种愤怒，本人心里实在有些不爽。于是，想在这里写一些为“田文昌”辩护的文字，随大家反驳或者支持吧。
开辩之先，声明两点：
一、我所辩护的对象，是加引号的“田文昌”。
这个引号，我有如下的讲究：一来，不是指田文昌一个人，而是包括田大律师在内的15个人。二来，我所要辩护的对象，不是人本身，而是该15人的行为。三来，“田文昌”更指一种需要为之辩护的观念和思想。
二、我辩护的基本立场，是客观主义的。
首先，我理解、也同情网友对“田文昌”的愤怒，因为我也有过和大家相同的、追求正义的一般性的情感。
但是，我更为这种“愤怒”的深处所体现的“盲目的正义情感”感到恐慌。害怕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最终会演变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乃至于毁坏法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而这种恐慌，便是驱使我写这些文字的最主要的内心驱动力。
其次，我虽然赞成“田文昌”的行为，以及那行为背后的思想。但是我不赞成他们表达自己思想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以及场合。因为，当羊披上了作为形式的“狼皮”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误认为狼的。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第一个观点，我不赞成个别网友对“田文昌”的那种愤慨。
鲁迅有话：辱骂不是战斗。
国人在表达义愤的时候，往往不喜欢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分析被指责者在行为上的错处，而是采取“撕掉他的画皮”之方法，贬损其人格、侮辱其人身或者尊亲属，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陋习。
法学家在我国科学家中的地位向来不高，且背负着设计国家法治蓝图的重任，其所追求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即使，其行为不当，也应理性分析和批评，进行是否正当与合理的评价。辱之骂之，再施以“黑社会的帮凶”之罪名，然后幸灾乐祸于法学家的“倒掉”，这样，在口舌上倒是痛快了，却会导致老百姓对法学家盲目的痛恨，进而发生连锁反应，更痛恨法学家所代表的先进思想，视其思想如洪水猛兽。想当年，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的时候，京城百姓万人空巷齐声唾骂，乃至于改革家人头落地，百姓万众欢呼，腐败颟顸的慈禧太后的威望达到颠峰。此中教训，我们还不应当记取吗？
第二个观点，制度和规矩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所集中火力猛烈攻击的，是“田文昌”的“程序正义论”和“维护人权论”。
这两个东西，是在我国实现法治社会的的两件工具。说起它的大道理来，稍微具有法学常识的人都得承认那是好东西。可是，如果这样的好东西被刘涌这样的“坏蛋”所用，国人便会觉得，好象两朵美丽无比的鲜花插到了一堆恶臭无比的牛粪上，又好似珍贵如黄金的盘尼西林没有被用来诊治英勇杀敌的战士，反而被用在了敌方士兵的身上，由此所产生的愤怒——对那医生或者是盘尼西林本身的愤怒——随你拿什么辞藻来比喻都不会过分的。这种愤怒，在一边倒的舆论的推动之下，恰如被狂风推着乱跑的波涛，劈头盖脸的向“田文昌”席卷过去。
面对这种愤怒，法学家门没有及时的变换表达思想的用语，对先进的好东西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反而举起了一面更容易被舆论和民众误解的盾牌进行抵抗，那就是“坏蛋也有人权”。鄙人认为，这句话就是那张“披在羊身上的狼皮”了！须要知道，这句话如果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说，也许多数人都会投赞成票，或无所谓。但是，在不具有理性和科学传统的中国社会讲出来，十个人倒会有九个人想去唾胆敢讲这话的人一脸口水，信不信由你……
近代以来，中国的事情老是办不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百姓潦倒，最大、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都可以很重要，惟独制度和规矩不重要。制度也罢规矩也罢，就象个受气的小媳妇，不论是谁都可以利用她、欺负她，都可以强奸她或者拿她做遮羞布或者挡箭牌。当规矩合乎自己利益和心思的时候，谁都高举着规矩的大旗，把规矩抬举到九天之上。当规矩不合乎自己的利益和心思的时候，谁都可以把规矩踩到自己脚下的污泥里，或者打进18层地狱。官员固然会这么做，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苦了那些坚持规矩痴心不改的个别人去当照镜子的猪八戒。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权就是人所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从制度和规矩的角度来看，人权就是凡是人都无一例外可以平等享有的权利，而不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刘涌，即使罪大该死，我们也没有道理将他千刀万剐，而是注射毒药取他性命，这实际上也是刘涌所享有的一种人权。咱们国家的法律，从来都没有说过“法律面前好人平等”这样的话。咱们的法律是这样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人”，是不分好人坏人的。任何被怀疑犯罪的人，不管他（或者她）是不是好人或者坏人，都享有同样的、不受刑讯逼供的人权，——这，就是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矩。所以，羊就是羊，不管它披着什么皮，都不影响羊的本质，这才是正理。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知道，法律和制度永远是咱们最重要的规矩。我们不能因为反感刘涌这个人，就坏了咱们的规矩，规矩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刘涌死不死是小事，规矩不能被破坏才是大事情。如果说，因为一个刘涌，就可以毁坏国家的法度和规矩，就好比是为打死一只老鼠而砸坏了瓷器店里的所有瓷器一样，那就太不值得啦！
第三个观点，律师是个挑夫。
田文昌（这个田文昌没有加引号，说的便是田大律师本人了），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律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窃以为，田大律师这问题问的真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意思，值得咱们大家伙好好的考虑考虑。
从历史上看，打从咱们国家有律师的那一天起，在众人的眼里，律师似乎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我国律师的祖师爷，名叫士荣，是春秋时卫国的一个大夫。公元前632年，卫国的统治者卫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谋杀叔武，卫侯派他的属下士荣先生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承办此案的“法官”是当时的超级大国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先生。审理的结果，卫侯输了官司，被晋文公先生砍了脑袋，同时被砍脑袋的，还有士荣先生。杀士荣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为坏蛋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杀了算啦。
2500多年后，公元1957年，反右运动，每个单位发几个右派名额供大家“选举”，其比例大体是5%（因为毛主席说：95%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人）。当右派名额发放到律师行业的时候，5%的比例变成了100%。结果，当时咱们国家的大概两千多位律师，不分男女老少，无一漏网，通通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批发到了监狱。理由也很简单：为阶级敌人辩护的人不当右派谁当右派！？
又过了20多年，1983年，我也做律师，在法庭上做辩护人，公诉人辩论不过鄙人时，经常使出“杀手锏”质问我：你为什么要为阶级敌人辩护？你为什么和坏人合穿一条裤子？对这种质问，我无法回答，并且噤若寒蝉。
再过20年，2003年，我还是律师，也给大学生上课。课间，经常有莘莘学子递纸条问我：老师，您为罪大恶极的罪犯辩护，为他开脱罪责，你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面对他们的质问，我也做若干的解释，但总不能使自己的学生消除那清澈如水眼睛里狐疑的目光……
如果大家都一直这么看待律师，那咱们国家的律师还有活路吗？
其实，我觉得，律师就象是一个挑夫，一头挑着他的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一头挑着咱们国家的制度和规矩。
从前一头看，国家的规矩要求律师只能为被怀疑犯罪的人进行辩解，如果田大律师在法庭上不但不为刘涌辩护，反倒说一些要求法院重判刘涌的话，那他就根本违反了国家的规矩和制度。
从后一头看，律师只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不维护被告人的非法权益，要维护合法权益，就必须对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刑讯逼供行为）提出控告和申辩，否则，他也违反咱们国家的规矩和制度。
不管是前一头还是后一头，两头都要同样重要，否则，这个挑夫就干不好。
第四个观点，法学家提交意见书的行为具有神圣的正当性。
我这个观点，恐怕是14位法学家自己也没有想过的，或者是虽然想过，却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的。
激起网友强烈“义愤”的，乃是14位法学家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那份《法律意见书》的行为，表达这种“义愤”的代表作品，是一篇署名“我是风”的网友的文章《专家该归何处？》于2003年9月5日发表在中国法院互连网上。为避免断章取义的毛病，好在这篇奇文的字数也不多，所以我想把这文章全文抄录如下，请各位朋友耐心地先阅读品味一番。
近日读了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网友偏居一隅《专家法律意见书该归何处》一文后，颇有同感。但思考之余，觉得似乎美中不足。意见书只是一件物质载体而已，制作然后投递它的，是那些“专家”们。所以，恐怕更合理的问题是“专家应把法律意见书投向何处？”。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在问：“专家该归何处？”
在法治进程中，专家的作用无庸置疑非常重要，他们的理论可能为法治实践指导方向，构建体系，营造氛围。以法院的司改为例，他们的贡献就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积极参与司法实践，这无疑也是中国司法的幸运（抑或不幸？）。然而，专家应当怎样参与司法实践呢？有些专家对此也有所自觉，还讨论过“学者的使命”这样极其重要的命题。
但是，在刘涌案中，学者是基于使命参与司法实践的吗？他们是否参加了庭审？是否审阅了控辨双方的证据？是否听取了受害人的陈述或被告人的辩解？但十多名专家竟然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恐怕比陪审团的效率要高很多了吧），然后出具了共同署名的意见书。的确，他们的法律功底比我们的法官深厚，法学知识比我们的法官渊博，所以他们说：这个案子有问题（还好，他们没有说：这案子该怎么判）！可他们在得出这样结论之前，是否问过自己：“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诚然，专家可以著书立说，反对刑讯逼供；可以去当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运用并检验自己的理论（附带找点稀饭钱）；可以参与立法讨论，为制约和引导司法出谋划策。但是，绝不能在一起尚未终审的案件中，向具体办案的司法机关指手划脚！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名气资历（或许，承办法院中还有他们的弟子呢），承办的法院和法官能不受到影响？
专家们一方面呼吁和要求法官不要受到社会舆论压力的干扰，然而在本案中，他们却有意或是无意地制造了对司法机关更大的压力：学术压力，身份压力，舆论压力，名气压力。然后若无其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法治的要求、人权的保障！
我不知道他们的意见书是否理由充足，也不知道法院改判得是否正确。但我知道，“专家”对这场刘涌案讨论起了始作俑者的作用，而且颇有些不安分守己摆不正自身位置的滑稽。同时，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专家制作这份法律意见书的动机和背景：是出于学术良心还是利益驱使，是基于正义良知还是哗众取宠，是维护法治还是变相施行人治，是保障人权还是保护幕后交易？
如果这些问题不好明答，我只好问：专家该归何处？
看完这篇文章后，我首先想明确回答作者几个问题：
一、14位专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