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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听证制度与大学生权利保护
王 杰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大学法治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方面。而目前我国大学对学生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建立和完善听证制度是大学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学生的权利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如何构建我国的大学校园听证制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生 权利保护 听证制度

问题的引出：
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但他们在高校中涉及自身权益的各种场合，却基本上被等同于未成年人。对他们的任何处罚，同学们都几乎没有抗争、申辩权。2003年，中山大学举行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的价格听证会。2004年初，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举行了全国首次关于处罚自考作弊者的听证会 [1]。但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一所高校，在内部处罚和在招生、考试、学位、学费、教材、公寓等环节与学生发生纠纷时设有基本的听证程序，或任何容许学生公开申辩的机会。几年前没得到博士学位的刘燕文绕开高校体制，提起诉北京大学的行政诉讼，轰动一时但昙花一现。大学校园听证制度的构建对大学生权利的维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的权利及保护现状

一、大学生应该有那些权利？
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因此，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大学生应该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说来，大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公民应当享有法规规定的的权利，具体包括:受教育权、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财产权、等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另一方面，作为受教育者的具体权利：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分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五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二）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三）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学生和学校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与主管部门是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影响到校内各种主体关系，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构建起“一律是我说你服从的关系”，这种绝对的行政服从关系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 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与大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种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
有人认为是司法关系、合同关系，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公法关系。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从学生的角度看，是利用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的关系；从学校的角度看，则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与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均来源于公法，其行为都受公法调整，这就要求双方要正确理解权利义务的边界，按照规定的程序，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才能在高等学校形成教育教学和学校生活的和谐状态。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没有厘清，源于学校内部关系不受司法干预。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考试作弊诉学校案明确了学校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应当受司法监督。不受监督的规定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这几年来，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纠分时有发生[2]，其实，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是学校管理观念滞后的一个表现。毫无疑问，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还是一种说教式的“政治工作”。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依然强调意志统一和绝对的服从，这种管理思想，在学生自费入学、自主择业前提下，显然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囿于传统的“从严管理”惯性，大部分高校很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比如学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校纪校规，总是片面强调学生的义务而绝口不提其享有的权利，对法治原则的遵从不足，甚至与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驰，使得高校学生工作成了法治轨道以外的一个孤岛。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学生的权利多一点，学校的义务也就多一点，反之亦然。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毫无疑问，无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学生始终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以来，学校收取费用，并为此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这样一来，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能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应该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转变，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校纪校规。
三、大学生权利的保护现状：
中国目前对学生权利保护意识强烈的属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提出依法治校的口号，并针对学生出版了《大学生的权利及其维护》一书。据悉，这本由吉大团委组织编写的学生读物，尚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大学生权利的专著。书中不仅详尽论述了大学生享有的各项权利，还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讲解了学生该如何有效维权。“大学生具有生活方式选择权，例如结婚权利、恋爱权利、拒绝寝室被随意搜查检查权利、学习方式选择权”。这本权利读本似乎与3月份出台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不谋而合。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毫无疑问，无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学生始终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在吉林大学，我们也看到了可喜的一面，比如说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成员，除校领导、资深学者外，还吸收了学生，学生代表可以直接通过校务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建议。而全校20名校部机关党风建设监督员中，也有3位是学生。毫无疑问，“学生要当家，学校要守法”，这正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走向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从2005年9月1日开始，新《规定》将正式实施。新《规定》明确了对学生处分的界限，特别提出学校要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而且，新《规定》区别于旧《规定》的一个重要之处是，贯彻程序正当原则，规定学校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规则，防止学校恣意专断地滥用学生管理权。新《规定》增设学生权益保护制度，规定学生对退学处理或违纪处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体现了“无救济就无管理”的法治思想。新《规定》把学校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要求学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价值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促使学校作出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审查性，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新《规定》在落实学籍管理权方面实行了5个取消：取消对学生转专业的程序、时间要求；取消对具体校务管理的要求；取消对学生学习活动统一时间的限制；取消国家对考试、补考、成绩评定方式以及因学业成绩留级降级、重修、退学的不及格课程门数方面的规定；取消学生在校最长学习时限的规定；取消“公共体育课不及格不准毕业，做结业处理”的规定。这些方面均由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规定。在学籍管理方面还权于校，切实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学校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新《规定》将“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可以开除学籍的规定改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予以开除学籍。在新《规定》中，关于大学生的婚姻问题只字未提。新《规定》也没有禁止大学生在校结婚后怀孕。
四、校园听证制度对大学生权利保护的意义
从我国目前对大学生权利保护的现状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许多方面仍需完善。听证制度的缺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大学生权利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校园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学法治的重要方面。建立了听证制度将为大学生权利诉求提供一个可行而有效的保护。设立听证程序，为受处罚的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法定的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受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如果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那就应当接受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处罚的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提出异议。因此，通过设立听证程序，使受处罚的当事人可以运用要求听证的权利，向行政机关陈述或申辩自已可以从轻、减轻甚至不能处罚的理由，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

一、什么是听证制度
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一般认为，听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１、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给利害关系人。通知是行政机关将有关听证的事项在法定期限内通告利害关系人，以使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参加听证。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２、公开听证。听证必须公开，让社会民众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从而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听证如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３、委托代理。行政相对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其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在听证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４、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从而使案件事实更趋真实可靠，行政决定更趋于公正、合理。５、制作笔录。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行政机关必须以笔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个“舶来品”。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的价格审查制度，可以说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此后，有关省市相继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1996年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和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办法。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如前所述，对学生的管理得许多方面（包括对学生的管理）都属于行政行为，所以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是可行的。二、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
1、适用范围：
本人认为，大学校园听证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内部处罚方面的听证制度：对于考试作弊或成绩评定等方面不服学校处理的；对于学校不予颁发学位证的处罚不服的；对于学校给与记过等处分不服的；等等学生均有权提请公开听证。（2）、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涉及到全体学生利益的行政行为应当公开听证。如在招生的过程中被认为显失公平定的；学费杂费等费用的收取被学生及其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合理的；食堂管理和收费以及饭菜价格被认为不合理的；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评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公寓的收费及管理被认为是不合理的；等方面学生均有权提请公开听证。（3）、学校基础建设重大项目等关系到学生利益一系列环节也应当建立听证制度，要保护学生的知情权和参与管理权。
总之，由于学校的这些行政行为关系到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教育权、获取公正评价权等等很法律保护的权利。通过听证程序来规范学校的行政行为，可以确保学生权利有效合理的予以保护。我们不仅要仿效吉林大学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而且还应当建立有效的听证制度，真正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2、具体程序：
学校应当设立听证监督委员会，由学校的知名教授担任委员，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监督学校规范听证，切实保护学生权利。如上所述，学生对学校内部处罚不服的以及对学校收费管理等方面认为不公平的均有权向申诉和听证委员会提出申诉和听证。对学生要求举行听证的，委员会应当组织学校具体部门依法举行听证。而对于学校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应当在决策之前就召开听证会面向学校师生，公开征求意见并作出规范操作的报告，已示廉洁公正。具体如下：
对于学生因不服学校行政处罚应当适用的听证程序：（１）、学校在处罚学生时应当告知学生有要求听证权利，受处罚的当事人（学生）如要求听证的，应当被告知可要求听证权利后的三天内向该行政机关提出。受处罚的当事人提出要求听证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对受处罚人以口头形式提出的听证要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记录在案，以确认受处罚的当事人行使了要求听证的权利的事实。（２）、学校内部行政机关在收到受处罚的当事人的听证要求后，应当着手准备有关举行听证的事项。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举行听证，则应当在听证的七天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如受害人。为保证听证的有效性，听证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到达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３）、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公民可以参加旁听。新闻记者可以采访。（４）、听证应当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的调查人员主持。这种调查与审查人员的分离，有助于确认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全面性。受处的当事人认为主持听证的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有权向该行政机关申请其回避。（５）、受处罚的当事人可以自已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听证。在我国，可以充当委托代理人的有：取得律师营业执照的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即当事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行政机关许可的其它公民。（６）、在听证过程中，应先由本案的调查人员提出受处罚的当事人的违法的实事、证据和行政处罚的建议；然后由受处罚的当事人对此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主持人可视具体情况结束听证程序。（７）、行政机关应当对整个听证过程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给受处罚的当事人审核无误签字或者盖章。（８）、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的第38条之规定作出决定。
对学校收费管理等方面认为不公平的以及学校在重大项目建设决策等方面的听证程序参照价格听证程序，由听证监督委员会主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在校学生均有权提出听证要求，可选出学生代表参与；（２）、学校内部行政机关在收到受处罚的当事人的听证要求后，应当着手准备有关举行听证的事项。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举行听证，则应当在听证的七天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3）、听证应当由由听证监督委员会主持。（4）、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应当向学生解释收费等管理依据，（5）、学生应当推举代表提出异议，（6）、学校行政机关应当对整个听证过程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给学生代表核对无误签字或者盖章。


注释：
[1]、《中国大学生正逐渐沦为"弱势群体" 》 自中国新闻网 2004年09月27日
[2]、如：一、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该校94级学生田永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理由是田永在1996年2月的考试中作弊而被学校取消了学籍。1999年年初，田永将学校告上法庭。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科大向田永颁发毕业证书。二、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无线电子学系电子物理专业博士生刘燕文因对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决定不服，而将这所著名学府推上了被告席。三、重庆大学学生董佐在2004年5月23日毕业前一个月的英语补考中，叫同寝室同学廖某代考，结果被发现，学校随即勒令其退学并发给他肄业证书。董佐向学校申诉无果后，将学校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重庆大学颁发结业证书、撤销行政处分。董佐一审胜诉。四、2004年因为雇佣“枪手”代考英语四级，四川理工学院5名大学生受到学校勒令退学处罚。申诉无望后，5名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学校处罚决定。法院认定，学校处理程序违法，判令学校重新处理。五、河南郑州大学学生董斐因补考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为追讨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董斐将母校告上法庭。2005年3月3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撤销了郑州大学对原告董斐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

　　附条件不起诉是裁量不起诉的一种特定形式，是指检察机关对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认为不起诉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附加一定条件，当被不起诉人满足这些条件并履行完毕时，不起诉决定即生效，追诉活动便到此终止的一种刑事不起诉制度。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至二百七十三条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这是对我国当代刑事起诉制度的一个突破性立法，也是对近十多年来公诉制度改革实践的一个归纳和总结。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在不断改变传统的严厉性、机械性，朝着宽缓、理性的方向发展。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所附条件的内容、适用的基本程序以及必要的监督和救济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构想和建议，以期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司法运作提供参考。

　　一、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和控制范围

　　作为一种裁量不起诉形式，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运用于不起诉案件的具体表现，是裁量权与不起诉权的有机结合。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的附条件性，这一特点自然将它与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暂缓不起诉等区别开来。最为明显的是，附条件不起诉是国家在保留刑罚权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作出的对刑罚处罚权的有条件放弃，因此，它与法律明确规定放弃处罚权的法定不起诉是有较大区别的。它与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也存在区别。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并不必然要求附带条件，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所附条件是否具备决定着不起诉能否最终实现。此外，它与暂缓不起诉也是有区别的，后者主要表现在一个“缓”字上，而不是体现在“附条件”方面。可见，用其他任何一种裁量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来替代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都无法使这一制度达到圆满、准确、合理的应用，必须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其自身的基本要求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案件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中各条所规定具体犯罪的构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被不起诉人实施的行为在刑法上已经符合犯罪构成的标准。符合犯罪构成的标准，说明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达到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个罪标准，在定罪方面已经不成问题。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该条的立法旨意就在于明确要求对依照。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必须是构成犯罪的案件。

　　其二，具有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试图在立法中设定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准是很困难的，而且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参考细则。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悔罪表现的观察，主要应当立足于考察犯罪后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行为人的主观认罪态度是在内心开始醒悟自己的错误后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如果行为人虽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但没有任何具体的悔罪表现，说明他还没有最后决意真正悔罪，司法实践中也无法判断他是否确实悔罪。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时，主要是根据行为人犯罪后的以下表现来确认：是否自动投案；是否具有自首、立功表现；能否主动坦白认罪，配合侦查、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是否自动消除由于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等若干方面。

　　其三，没必要考虑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悔罪表现的情况，都可以附条件不起诉。所以，对这些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考虑对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纳入考虑范围。

　　其四，需要考虑来自侦查机关和被害人的要求和意见。对未成年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其价值取向在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促使司法活动朝着现代文明、轻缓的方向发展。从侦查机关方面看，除了在附条件不起诉作出时需要参酌侦查机关移交起诉的意见外，还应当设置专门的程序来征询侦查机关的意见，并且将其意见附录于公诉案卷之中。从被害人方面看，主要是考察被害方对附条件不起诉案件所持的态度。在一些由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方严重伤害的案件中，检察机关还应当从立足实现附条件不起诉的努力出发，动员或促使加害人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通过真诚的悔罪态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笔者认为，还可以参酌刑事案件和解程序中的做法，让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使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得到实现，保证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正常进行。

　　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程序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片段，它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要求，在特定的范围内履行正当化的程序。

　　（一）听证程序

　　所谓听证程序，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执法部门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合理地适用法律，在作出处理决定前通过公开举行由有关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方式，达到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的一种特定程序。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是否应当实行听证，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赞成与否定的两种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前，设置一个听证程序是必要的。因为在我国公诉程序中，对检察官起诉权的司法制约较为薄弱，甚至没有一个法定公开审查程序。如果在决定起诉前设置公开的听证程序来实行监督性的审查，具有程序上的一定合理性。当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该程序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具备的。对于那些复杂、影响面广、有较大争议的案件，通过实施听证程序，可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发扬司法民主，有效防止裁量不公。

　　（二）决定程序

　　决定程序是实施附条件不起诉的中心环节，诉讼参与各方围绕不起诉问题所做出的努力，都将通过决定程序得出实质性的结论。检察机关通过对案件进行审查，包括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侦查机关、社区等进行协商，或者举行听证会等程序后，认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原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时，按照现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案件审批和讨论程序，对案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对于案情复杂，涉及罪与非罪认定有分歧，以及是否应当附条件不起诉争议较大的案件，承办人还应当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按照法定程序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机关、社区，并抄送有关的机关或单位。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侦查机关没有提出复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提出异议，被害人也没有申诉和提起自诉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强制措施问题，笔者认为，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在决定对其实施附条件不起诉但最后决定尚未作出生效之前，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也可以直接取消强制措施。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尽管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已经作出并发生了法律效力，但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决定已经不可变更。事实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由于其所“附条件”在一定时间内的不确定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最终被不起诉还要由其履行附带条件的情况来决定。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其他监督管理规定，没有故意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考验期满，亦即终止诉讼程序；反之，经查证属实，应撤销不起诉决定继续进行追诉。

　　（三）考察程序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必须设置一定的考验期，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在这一考验期内，被不起诉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三、附条件不起诉所附条件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刑诉法并没有对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应当附带哪些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而仅笼统地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立法作出这样规定的原因，主要是附条件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司法实践中对于附加条件问题也没有作出完整的总结和概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中所谓“附条件”，主要是为了保证不起诉决定得到切实有效履行所作出的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约束性条件。归纳起来，应包括以下几项：

　　（一）悔罪保证事项

　　虽然检察官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时必须首先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但其心理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承诺悔罪后又即行翻悔，这种悔罪后的态度在法律上是没有实质性作用的。所以，设立一定的悔罪保证事项是不可缺少的。应当把“悔罪保证”作为“附条件”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样才能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从根本上愿意改过自新。特别是那些主观上具有过错的故意犯罪，更应当注重观察他们在考察期间的认识态度。悔罪保证的形式，可以采用书面的或口头的，口头保证应当由办案人员作好笔录后交被不起诉人阅读认可并签名。

　　（二）遵守考察纪律、履行人身危险性限定事项

　　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性条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约束，附条件的优势和特点就得不到很好体现，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也失去了应有的保障。遵守考察纪律，主要是围绕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进行，其中包括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接受监管人的考察、走访；定期向监督机关汇报活动情况，未经考察机关批准，不得改变住所、职业或者离开居所的县市；保证检察机关随传随到；不得对被害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妨害作证。所谓人身危险性限定事项，主要包括：不得去被禁止去的地方，不与其他犯罪人密切交往，不从事被禁止的职业和行业业务，接受应有的治疗和检查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得实施新的犯罪，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当然，上述应当遵守的考察纪律和人身危险性限定性事项并不是针对每个被不起诉人都要逐项使用，而是检察机关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来选择适用。

　　（三）取得被害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