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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罪诉讼形式之探析

董应平


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第3款的规定侵占罪实行的是告诉才处理的诉讼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于侵占罪是否存在公诉形式、其告诉之主体以及被害人诉权的行使、数罪中公诉与自诉之关系等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因此我们对此有必要进行一些了解和探讨。
一：国外侵占罪诉权行使之简介
侵占犯罪的诉权是由国家行使还是由公民个人行使，各国刑法规定不一，多数国家刑法对于侵占犯罪的诉权行使并无规定，即对侵占犯罪实行的是国家公诉的形式；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国家侵占罪诉权的行使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1、以犯罪严重程度为标准，对严重的侵占犯罪行为不要求告诉处理，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对于犯罪程度较轻则告诉处理，司法机关不主动介入，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权，这以意大利刑法为标准。2、以侵占犯罪的严重性和被害人的身份为标准来确定诉权的行使。这是把犯罪的严重性和当事人身份结合来考虑诉权的行使，如瑞士刑法第141条规定对侵占脱离他人占有之物罪须告诉处理，而对于一般情形普通侵占罪则无须告诉才处理，但对于亲属或家属间犯普通侵占罪的，则仍须告诉才处理。3、以被害人的身份为标准来确定诉权的行使，这以德国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为例：“盗窃或侵占家属、监护人的财物，或被害人与行为人同居一室的，告诉乃论”。其他的情形则由国家行使诉权。韩国刑法亦作了类似的规定。从以上三种情形看，这些国家并非对侵占犯罪都要求告诉才处理，而是根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告诉才处理由当事人行使诉权，或由国家司法机关提起公诉①。
二：我国刑法对侵占罪诉权行使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70条第3款规定，犯侵占罪告诉才处理。这在诉权的行使上一概赋予当事人与国外许多国家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差别。侵占罪是96新刑法增设新罪名，79刑法规定了四种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都是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妨害婚姻家庭犯罪。96刑法在侵犯财产罪中将侵占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是一种突破，这是基于侵占罪不同于其它财产犯罪，侵占犯罪的对象在行为人实施侵占行为前已由行为人占有，侵权人较明确，被害人无须借助侦查手段即可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侵占犯罪多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将诉权赋予被害人,被害人根据不同情形是否行使诉权，从而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维护团结，更好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告诉的主体
我国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告诉才处理是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告诉。
根椐98条之规定，侵占罪告诉的主体一般情形下是被害人，但是被害人因受到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因而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是告诉的主体。（这里我们为了简便起见把告诉的主体称为告诉权人）对于那些近亲属以外的人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告诉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除非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之外不能受理，他们不是本罪告诉的主体，他们的这种“告诉”只不过是向司法机关反映有关案件情况，不能启动诉讼。
这里我们应当明确对于人民检察院告诉的情况是公诉亦或是自诉案件，有学者认为在人民检察院告诉的情形下，检察机关不是被害人，而是以国家的名义在进行诉讼活动，因此这种以国家告诉的犯罪只能是公诉案件②。笔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告诉的仍为自诉案件，其理由如下：（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9条明确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把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四种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是将侵占罪列入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根据刑法第98条之规定，在被害人因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的，仍属告诉才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告诉的为自诉案件，而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的即为公诉之说。这里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的案件仍然属刑诉法第170条之一款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适用自诉程序。（2）人民检察院的告诉其实质是替被害人告诉，在被害人受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代为告诉，称之为担当自诉。自诉案件不因检察院之担当自诉就变成了公诉，检察机关亦非代替自诉人自为当事人。在这里，设立这种制度是为了保障那些因受到强制、威吓而使自诉权无法行使的被害人，而不是对当事人自诉权的取代，一旦当事人从不利状态脱离，能够表达诉求，检察机关应当将诉权交给被害人而退出诉讼。（3）我们认为此种情形适用自诉较公诉更符合立法本意。本罪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是基于侵占罪为多发生在亲朋好友间社会危害性较小，因而赋于被害人自诉权，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利于纠纷的解决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若适用公诉程序，自诉程序中当事人的和解、撤回自诉等诉讼权利则不能享用，无疑是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一种剥夺，适用公诉程序有违立法之初衷.(4)司法实践中有检察机关对侵占罪提起公诉的案例，因而有学者把它作为侵占罪存在公诉案件的理由。为了规范该罪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曾在1999年第1期《刑事审判参考》中评析王严占侵占案时指出，“将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侵占他人遗忘物案件作为公诉案件审判，是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这种做法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引以为戒”。③这表明司法实际中将侵占罪作为公诉案件审理，是不正确的。侵占案件起诉与否，是自诉人的权利，自诉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
四：告诉的对象
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财产被侵占向那些机关告诉，我们认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应当向司法机关告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控告；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先采取强制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根据该条的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中的任何一个部门进行告诉，一旦进行告诉即视为已告诉，受理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侵占罪共同犯罪的告诉问题
侵占罪亦存在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侵占罪告诉的主体可以将共同侵占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亦可只只将其中一个或几个进行告诉。这里司法机关只能对被告诉的侵占行为人进行处罚，而对于未被告诉的侵占行为人不得列为被告，进行处罚。
六：被侵占财产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被害人的有无告诉权问题
我国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是行为人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行为人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可见，侵占行为人侵占他人财产必须达到数额较大，其行为才构成侵占罪。对于那些被侵占的财产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被害人有无诉权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我们认为这里应当分为两种情形：（1）侵占行为人侵占的是一个或几个被害人的财产，但被侵占的财产总和尚为达到数额较大，根据刑法的规定，由于侵占行为人其行为尚未构成侵占罪，故被害人无告诉权。（2）当侵占行为人侵占一个或几个被害人的财产时，被侵占的财产达到数额较大，被害人的诉权问题显得较复杂。我们认为只要被害人中主张告诉的被害人被侵占的财产总值达到数额较大，即主张告诉的被害人享有告诉权。尽管其中有一个或几个被害人被侵占的财产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他们都有告诉权，。这里我们应分清楚，那些被侵占财产数额达到较大的被害人，享有完全的诉权，而对于那些被侵占的财产未及数额较大的被害人亦享有诉权，但其诉权的行使须与其他的被害人一起行使，所以其享有的诉权并不完整。若主张告诉的被害人告诉被侵占的财产未达到数额 较大，尽管侵占行为人侵占的财产达到数额较大，亦因被告诉的财产未达到数额 较大而使被害人不享有诉权。在一定情形下可能因其中一个或几个被害人不告诉或撤回告诉而丧失诉权。
我们主张这部分被害人有诉权是因为：（1）侵占罪规定被侵占的财产达到数额较大显然包括侵占行为人侵占一个或几个被害人的财产数额达到较大的情形，而不仅限于一个被害人。只要他们主张告诉的，又符合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我国刑法虽未对侵占数额计算象贪污、盗窃等犯罪那样有明确的规定，如刑法规定对贪污未作处理的，可以累计算。我们认为对行为人侵占他人财产犯罪数额的计算 ，应以被害人告诉的而司法机关认定的数额累计计算，只要达到数额较大即可处罚。当然这以未超过诉讼时效为限（3）这部分被害人若因其被侵占的财产数额未达到较大，而不赋予其告诉权，则因为其不享有诉权导致只能处罚侵占单个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那种单个侵占数额达不到较大但侵占次数多、侵占财产总额达到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行为而无法处罚，这无疑是放纵犯罪。因而赋予这部分被害人诉权，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打击犯罪的需要。
七：共有财产中共有人的告诉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这两种不同的共有关系在本罪中因财产被侵占的，各共有权人的告诉权有所不同。按份共有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各共有人按照其的份额享有共有权。按份共有所有权只有一个。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分担义务。”这里的权利应当包括诉权。因共有财产只有一个所有权，所以其告诉的主体也只有一个。这一权利是否行使应以占多数份额的共有人的主张来决定诉权的行使。各共有人不单独享有诉权，而只能在占多数份额的共有人主张，以全体共有人的名义行使诉权。
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由于共同共有权人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共有物也只能有一个所有权，也只有一个告诉的主体，但由于共有关系的当事人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只要共有权人之一提起诉讼，即可认为是全体共有人提起诉讼。
八：数罪情形下的公诉与自诉之协调
行为人在犯侵占罪的同时，由于其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犯罪，这可按实质的一罪和实质的数罪两种情况
实质上的一罪即是行为人在实施侵占行为过程，其手段行为和方法和方法行为又触犯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即存在牵连犯和吸收犯的情形。我国刑法理论对牵连犯和吸收犯处理的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要数罪并罚的，从一重罪处理。由于本罪系告诉才处理，因而如何从一重处理较其它犯罪有所不同，其诉权按以下情形行使：（1）其它犯罪为公诉犯罪且比侵占罪的法定刑重，则应对行为人以较重的公诉罪名处罚，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行使诉权。被害人对于侵占罪的告诉权则因该行为定为公诉犯罪而被吸收。此时被害人享有公诉案件被害人所有的诉讼权利。（2）其它犯罪亦为告诉才处里的案件，笔者认为因二者均为自诉案件诉权的行使在于告诉权人。对于案件的定性，应以告诉权人自诉之罪名定罪。告诉权人按自诉之轻罪告诉的则按轻罪处理；告诉权人按自诉之重罪告诉的，按重罪处罚；我们认为这并不对刑法理论对牵连犯和吸收犯处理的从一重罪处理原则产生冲突。因告诉之权在于被害人，法院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被害人人按自诉之轻罪告诉的或告诉重罪的，均体现其权利及其惩罚犯罪人之要求，符合本条立法之精神。若告诉权人就这一整体行为告诉的，则应按重罪来处罚。（3）侵占罪的法定刑较其他公诉犯罪的法定刑重，这种情况下按重罪即侵占罪来处理。当被害人提起自诉，由于侵占行为人的得到应有的处罚，因而公诉机关也无须提起公诉，否则则是对被害人诉权的侵犯。被害人因某种原因而放弃告诉的，此时公诉机关能否提起公诉？我们认为公诉机关可以提起公诉，因被害人放弃告诉权也是其行使权利的体现。公诉机关行使诉权并不因此侵犯被害人之诉权，其提起公诉是法律赋予其惩罚犯罪的职责所在，当然公诉的罪名只能是较轻的公诉的罪名。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后，被害人不能对行为人的侵占罪再行告诉。
实质的数罪即数罪并罚情形下诉权的行使：此种情形公诉权不受影响，只要存在公诉犯罪，就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被害人其诉权是否行使在于自己。若被害人不告诉的，则不实行数罪并罚。人民法院只能对公诉的罪名处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向司法机关告诉的，由人民法院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数罪并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罚。被害人的告诉可以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前，提起公诉之后，亦或是人民法院判决之后，只要是追诉时效内，就可以行使诉权。④
九：告诉才处理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侵占犯罪告诉才处理制度，对于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一制度也有其不足和应完善的一面：
1、侵占罪中赋予被害人诉权，但这一享有主体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不区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亲疏，一概适用告诉才处理，没有很好的体现立法时设立本罪基于侵占罪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被害人与侵占行为人之间身份的特点，而规定本罪这一特别的告诉制度。我们要改变过去地规定，将告诉才处理仅适用与被害人有一定的亲近关系人的侵占行为人，在这一特定的范围内适用告诉才处理，否则则由国家提起公诉。这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刑法关于盗窃罪中对家庭成员及亲属间犯盗窃案件处理的思想可参考，即在家庭成员及亲属间犯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其它情形的不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
2侵占罪的告诉才处理制度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其它四种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即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不一致，后四种犯罪我国刑法无一例外都有例外的规定即不适用告诉才处理，如侮辱罪诽谤罪须告诉才处理，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一般情形适用告诉才处理，但引起被害人死亡的除外。这四种犯罪在情节严重或危害大时的不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而侵占罪却一律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没有例外的规定。对于那些情节严重或危害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占犯罪仅赋予当事人诉权，当事人不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则无能为力，显然有其不足。因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以后的立法修改时应将犯罪情节严重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占犯罪不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将由国家司法机关立案侦查，适用公诉程序。⑤
3：本罪一律适用告诉才处理制度，即侵占犯罪是自诉案件，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理论，对于自诉案件，公安机关按其职能分工一般不能接介入案件的侦查。侵占犯罪虽然较其它犯罪证据好收集，但也有一些侵占案件难以取证如侵占遗忘物或埋藏物的侵占案，仅靠被害人往往难以找到侵占行为人，其它的一些证据也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被害人无法收集，最终以至案件无法处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一概排除了公安机关侦查介入有其不足，因而我们可考虑在需要侦查的案件中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一定的请求公安机关介入侦查的权利。这里应当明确的是公安机关的介入并不导致案件性质的改变。案件仍然是自诉案件，是否提起诉讼在于告诉人。
综上笔者认为，可将侵占罪告诉制度作以下完善即将刑法第270条第3款修改为：亲属及家庭成员间犯本罪的，告诉的才处理，但犯罪情节严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经济秩序、生活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本款罪中需要侦查的，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申请，公安机关可以侦查。
注：
1：参见赵秉志、刘志伟《各国侵占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载于《刑事法学》2000年第5期
2 ：参见刘志伟《侵占犯罪的理论与司法适用》第139页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1）期
4：参见 臧冬斌 逄锦温《侵占犯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95-96页
5：参见夏朝晖《论侵占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第41期


合作还是背叛，知识产权纠纷博弈策略抉择

王瑜


　　知识产权争议不像普通民事诉讼那样，在法律上是否相当分明比较容易判定胜败。知识产权争议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判断并不是很分明，因此存在博弈的空间，而博弈的参与者不局限于两方，经过的程序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要复杂很多，不像普通民事诉讼一般经过二审就可以完结。在博弈论中属于复合的多人博弈，张裕公司进行的“解百纳”保卫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极具代表性，下面以此案为例解析如何应对不同的知识产权纠纷博弈。

一、多轮博弈，如何摆脱诉讼泥潭

　　张裕公司将“解百纳”注册为商标，同行业提起商标争议，商标局撤销了该商标的注册，张裕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2008年5月26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张裕公司申请的“解百纳”注册。同行业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商标。该商标是否最终能成为张裕公司合法注册的商标，人们还在拭目以待。“解百纳”商标之争源于“解百纳”是不是个通用名称，对此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不是，另一派认为是，而且两派的观点在是与不是之间变化，只有争议的双方张裕公司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观点。“解百纳”是否能成为注册商标，张裕和同行业企业已经经过了几轮的博弈最终还是没有结局。通用名称之争一般没有尽头，注册十几年的商标被认定是通用名称而被撤销的案例在我国已经发生过多起。那么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如何理性对待反复的多轮博弈？先来看一个博弈模式：

　　马丁•苏比克发明了“美元拍卖博弈”，一个极为简单，非常有娱乐性和启发性的游戏，游戏中一张一美元的纸币被当众拍卖，规则是：每次新的报价必须高于上一次，在规定的时限内以价高者得。报出第二最高价者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也要付出他最后一次报价的款项。苏比克的规则很快让人发疯了，因为后一次报价让总让前一次报价的人处于不舒服的地位，谁都不愿意做出价第二的傻瓜，白费了钱，却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在相互攀比下，参与相继将价格抬高，这个价格很容易被抬高到1.01美元，那么出这个价的人得到这一美元，但是支付的价款要高于一美元，反而损失了一美分。而出价第二高的人更是倒霉，白白扔掉了一美元。这个人为设计的游戏规则，理性的思维告诉我们这是疯子的游戏，现实中大家不会这么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非理性的博弈处处可见，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军事实力排在第二的始终没有安全感，于是两个国家拼命增加军备超过第一，结果耗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缴纳的税银。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当一家开始降价，其他的企业立即下降更多，一轮一轮的降价大战，博弈者终于失去理性，以致跌破了成本价。但是最终并没有吸引来消费者，买涨不买跌的心态，让消费者观望，博弈的结局是个负和，竞争各方两败俱伤。张裕在“解百纳”之争的多轮博弈中同样也陷入“美元拍卖博弈”困境，每一次博弈，价码都在提高，因为博弈各方的诉讼成本在递增，总有一方要败诉，败诉的一方就成为出价第二高的“傻瓜”，其为此付出的所有成本都要泡汤。张裕与众同行的“美元拍卖博弈”从司法程序又战到市场，张裕和其他各方纷纷对解百纳系列产品进行降价，双方交替降价，大大减少了“解百纳”产品的利润空间。在这个“美元拍卖博弈”中张裕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要么提高出价与众同行继续博弈，无论结局如何，在这场博弈中最输不起的是张裕公司。

　　如果卷入人为设定的“美元拍卖博弈”中，理性者都知道那样太傻，不幸的是当人们陷入类似“美元拍卖博弈”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却并不能意识到。一旦陷入很容易失去理性，当你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时，怎么办？是停止出价让对方胜出，还是继续报价让对方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如果博弈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傻瓜陷阱时，就可以达成合作，约定由一方胜出，胜出的一方承担出价第二的人一半的损失，这样避免在多轮的博弈中，双方陷入重复博弈的陷阱，减少双方的损失。如果一方不遵守合作约定选择了背叛，让对方成为出价第二的傻瓜，则可以获得全部的收益，同时他的背叛必然遭到另一方的报复，于是恶性的傻瓜博弈又开始循环。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在知识产权多轮博弈中，如何避免陷入诉讼的泥潭？答案很简单，要想自己不成为傻瓜，达成合作（和解），尽早结束博弈对博弈的参与者而言都是唯一的选择。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各方也陷入了“美元拍卖博弈”的困境中，对任何一方而言最佳的抉择就是进行合作，达成和解。

二、将对方陷入“囚徒困境”

　　在博弈论中有个非常著名的博弈理论——囚徒困境，是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发明的，兰德公司顾问著名的数学家塔克以一个故事的形式使大家了解了这个博弈。这个故事被进一步通俗化：说犯罪团伙的两个成员被逮住并监禁起来，美国囚犯都被单独监禁，不能通气好交换信息。警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个人犯有主要指控的罪，他们打算以较小的罪名判处二人各一年的监禁，与此同时，警方许诺每个囚犯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他作不利于同伙的证明，他将被释放，而他的同伙则要被判3年监禁，如果两个犯人都作不利于对方的证明，那么两人都将被判两年监禁。这两个人很可能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出卖对方，以求被释放，其结果是两人都被判两年的监禁。如果两个人能够进行串谋，相互不作不利于对方的证明，那么两人都将只判一年的监禁。

　　囚徒困境博弈如果运用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囚徒判处的监禁时间可以看作是权利人获得的收益，侵权人之间相互串谋将使权利人的获利减少，因此面对侵权人众多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权利人最佳的策略应当是将侵权人相互隔离，不使他们进行串谋。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当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了“解百纳”为注册商标时，张裕即是该商标的合法权利人，众多使用“解百纳”商标的企业就成为了侵权人。张裕在这场多人的复合博弈中也确实采取了囚徒困境的策略，一手伸出橄榄枝，一手高举大棒，给予同行业半年的时间考虑，要么选择接受商标许可，要么就禁止使用“解百纳”，否则就要进行打击。张裕的行为对于众多使用“解百纳”商标的企业来说，都面临囚徒困境，接受许可意味着承认“解百纳”商标的合法注册，获取自己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解百纳”商标的使用权，而接受许可对同行业而言无异于背叛，这样将造成同行业其他企业失去“解百纳”商标的使用权，并在其后可能面临张裕的侵权打击。如果仅从企业的私利而言，选择接受许可应当是最有利的，如果张裕这个策略能够得到实施，那么将可以将众多同行企业各个击破，打赢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但是不幸的是，该案件影响太大，受到的公众关注度太高，使得这些企业有了串谋的机会，张裕的这个策略将很难成功。尽管这个策略对“解百纳”保卫战不适用，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普通的多人侵权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还是可以的。对于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来说，首先要控制众多侵权人串谋的机会，还要采取其他的一些策略，比如先从最弱小的侵权者打开突破口，顺利得到侵权的司法认定，然后再渐次向实力比较强大的侵权人发起进攻，这样很容易扩大战果，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三、将多人博弈变为二人博弈

　　“解百纳”成为注册商标引起整个葡萄酒行业的震撼，动了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的“奶酪”，触动的是整个葡萄酒业的神经，长城、王朝、威龙等众多在使用“解百纳”的企业不能接受“解百纳”成为商标。众怒难熄，他们一定会借助法律途径，甚至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张裕，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张裕公司面临的是个多人博弈。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这种多人博弈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很多都在两个以上，以一个对多个，显然力量不对称，权利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博弈策略。

　　有报道说张裕公司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法务部，大量招聘法律专业人士，意在为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标维权”储备人才。张裕显然认识到保护“解百纳”将是一场持久战，面临的是众多的对手，张裕的法律顾问应当也告知了张裕商标一旦涉及通用名称之争是没有尽头的，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撤销该商标，那么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不仅是持久战，还是对手众多而且战果难以确定的混战。从商标战略上看，企业绝对不能冒随时被撤销的风险，将一个涉嫌通用名称的词汇注册为商标，更不能与众多的同行业对立，将自己陷入无休止的诉讼中。但是在张裕必须面对的这场多人博弈中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分析一下这场“解百纳”保卫战其实只有两方，一方以张裕为代表的肯定派，另一方为行业其他企业为代表的反对派，如果反对派作为一人来参与这场保卫战，那么这场多人博弈就成为二人博弈。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联合长城、王朝、威龙等12家葡萄酒企业联名发表“7•16宣言”，强烈谴责张裕恶意注册解百纳商标危害行业发展、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垄断行为，张裕拿着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在全国各大超市清理其他企业的解百纳是在“扰乱市场”。行业“大头”们联合起来提起了诉讼，行业其他企业选择了观望，它们不参与战争，却会尊重最后的判决，如果“解百纳”商标被撤销，他们继续使用，如果没有被撤销，它们将停止使用，所以它们暂时可以排除在诉讼博弈之外，张裕“解百纳”保卫战实际就成为了二人博弈。这样张裕反而大大减少了威胁和诉讼成本，只需在一个诉讼案件中，拼杀一次就全部搞定这些“大头”，一发炮弹打一个人是打，打一群人当然更合算。张裕的“解百纳”保卫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已经打了大半年仍然没有结局，胜负还未可知，但是将多人博弈变为二人博弈的诉讼策略是对的，这种策略对其他的知识产权争议同样适用。

四、合作还是背叛，张裕艰难的抉择

　　知识产权在我国长期被看作是法律概念，使得人们对其认识禁锢在法律保护上，其实知识产权更多的是一项财产，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是知识产权的创造还是运用都应当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也不例外，必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审查诉讼的必要性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诉讼策略。

　　张裕六年的抗争拿到的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从法律上看，可以说是已经取得了“解百纳”商标，但是却陷入了尴尬的局面：1、使用不得，注册商标是为了使用的，只有通过使用才能赋予商标价值。但是因为该商标存在被撤销的高风险，一旦被撤销张裕前期巨量的投入以及该商标附加的价值立刻灰飞烟灭，所以张裕使用不得；2、维权不得，作为一个有效的商标，有权排斥其他企业在相同的产品上使用，但是张裕面对上千家葡萄酒企业都在使用“解百纳”的现实却难以清理门户，任何一次维权行动都需要对“解百纳”商标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每一个诉讼都有被认定无效的可能；3、不使用还不行，商标法规定连续三年不使用，该商标将被撤销。在进退维谷之间我们看到了张裕对商标制度缺乏基本的理解，更不懂得如何运营商标，致使自己置身于不义的尴尬境地，陷身于难以取胜的诉争泥潭。

　　“解百纳”商标之争搅动了全国的葡萄酒行业，如果事态不能平息，无休止的诉争很可能会殃及池鱼，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我国葡萄酒业的健康发展。张裕在葡萄酒行业是中国的龙头老大，中国的市场巨大，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垄断市场，在我国普通酒市场发展迅猛之时，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才能将这个市场蛋糕做得更大，大家从大蛋糕中分享“解百纳”成果。市场总是竞争与合作相伴相生，在市场上取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个企业的愿望。与竞争企业合作不一定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仅将同行业看作是竞争者，单方采取一些竞争手段，比如降价促销等，可以为企业带来一时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手段在同行业看来无异于“背叛”，那么如何处理好合作与背叛的关系将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抉择，也将成为企业的战略规划。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务竞争手段，知识产权战略必将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解百纳”保卫战中，不管谁是最终的胜者，受损害的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各葡萄酒企业都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即便是目前的胜者——张裕也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实质损害。中国葡萄酒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行业才能做大，才能抵御国外葡萄酒的冲击，才会有中国葡萄酒企业生存的空间。这场保卫“解百纳”战中，张裕的行为当然被看作是对行业的背叛，在博弈论中对待背叛者最佳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同行业对张裕只会以背叛的策略来应对，那么张裕在整个行业将限于孤立，失去与行业合作的机会，对其今后的经营必然带来不利。由此张裕在“解百纳”保卫战中必须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是合作还是背叛？

　　张裕的抉择其实也是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争议中都要面临的，我们期望张裕们能全面进行权衡，从企业发展战略高度审慎做出抉择，对于具体的知识产权纠纷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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