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我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宪法保障/宋小卫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20:41:47 浏览:9497
来源:法律资料网
解读我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宪法保障
宋小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6）
内容摘要：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是现代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基本诉求。对于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应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提供支持与保障。从这一角度重新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关键词：公民 大众传播 宪法 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公民、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的尊严，支持宪法的实施。
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里提到的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自然也是个人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成员人身自我支配的一种特定状态和重要形式，是人们在自由时间中普遍选择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应以任何形式对公民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人身自由予以非法的剥夺或限制。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履行法定的职业义务(1)，或因违法而被限制人身自由(2)，法律才允许对公民利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行为（人身自由）施加某些强制性的限制。
但即便是对狱中服刑的罪犯，也只能依法限制，而不是完全剥夺和取消其接触、使用大众传播的机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规定，囚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其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第2部分“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和第3部分“对罪犯的感化”也介绍说：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这种针对服刑人视听阅读自由的关照与保留，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实在是一般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4)
当然，对大众传播资源的享有和使用，其价值，绝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行为与人身的自由。事实上，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利益诉求。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第46条第1款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和第2款国家培养青少年和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7条有关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使，都与公民能够利用的大众传播资源和实际享有的媒介消费权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认识到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信息交流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特别重要性，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第19条中申明：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产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又对上述自由权利的内涵及其法律保护的范围作出了更明确的宣示。该公约第19条规定：
1．人人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3．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并且为下列所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健康或道德。(6)
不难理解，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发展，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兑现《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的上述自由，就越来越需要对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共享社会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和普遍需要。(7)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世23年之后，联合国大会在其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中，不仅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8)而且另设专条强调了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应更加积极地促进大众媒体充分满足儿童的交流需求。该公约第17条规定：
缔约国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和资料。为此目的，缔约国应：
（ａ）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本着第二十九条的精神散播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益于儿童的信息和资料；
（ｂ）鼓励在编制、交流和散播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这类信息和资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ｃ）鼓励儿童读物的著作和普及；
（ｄ）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或土著居民的儿童在语言方面的需要；
（ｅ）鼓励根据第十三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制定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受可能损害其福祉的信息和资料之害。(9)
《儿童权利公约》的上述规定，一方面昭示了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对儿童健康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它对所有成年人的“社会、精神、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也勿庸置疑地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认识，已随着社会传播的物质条件和交流理念的变化有所进化和拓展。
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国家和其他义务人抑制自己的作为，避免采取可能侵扰它们的行动而妨碍其享有和行使。
《儿童权利公约》则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动作为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国家积极动用其资源，为儿童能够切实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创造有利的大众传播环境和条件。
这一变化说明，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交流和表达需要的满足，仅凭享有防御性的消极自由，还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自由的交流者和表达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沟通能力和社会条件，他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可能是一种权能意义上的享有而难以被充分地行使，这种有权享有，无力享用的自由，仍然是一种自由中的不自由。
因此，如果以更真诚、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则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要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有所作为。
从这一角度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宪法第22条第1款规定：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该条款中提到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都属于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传播服务的大众传播事业。
该宪法条文的内容，是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新增加的。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其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此有以下的说明：
【涉军案件】
两起涉军属合法权益案件的律师建议
---------------------------------------------------------------------------------------------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贵院民二庭、行政庭分别与2012年3月30日、4月1日审理了“原告诉与被告公司”“挂靠经营纠纷”和“退还保险理赔款纠纷”；律师以原告代理人身份参与了完整的庭审程序，对法庭主审人员全面细致的审理表示认同。由于案涉军属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处理涉军纠纷和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精神，依法及时妥善审理涉军案件，现将两起涉军属案件的基本情况，呈请贵院，恳盼关注！
“挂靠”行为的法律效力之争：
挂靠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属法律适用方面的范畴，根据司法实践提供三项参考资：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第370页：原文表述“审践中的挂靠经营形式繁多，如建筑施工队挂靠建筑公司、个体车辆挂靠有资质的出租汽车营运公司等，现行法律对于挂靠经营并未进行专门规定，相关条文大多散见在部门规章中，例如，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对多点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申规范进出口企业经营行为，严禁各种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的通知》等，挂靠经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目前已不被允许。--------引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课题组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
2、2003年4月3日交通部公路司《清理整顿道路客运挂靠经营工作安排》明确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清理挂靠行为的时间安排：从2003年起开始对道路运输行业的客运车辆挂靠经营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计划用3-5年的时间，即到2005年底或最迟到2007年底，要对客运挂靠经营的车辆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最终达到所有客运线路挂靠车辆清理完毕，客运车辆基本实现集约化经营，形成“线路经营权明确、车辆产权清晰、企业管理规范、人员素质提高、服务质量特别是安全质量明显改善”的道路旅客运输健康发展新格局。第二、关于“挂靠经营”界定：“道路客运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企业擅自将企业拥有的客运线路经营权私下转卖或以收取管理费的方式转让给职工或不具备经营资质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下称车主），由车主出资购卖车辆、以所挂靠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的行为。是否为挂靠车辆可根据以下几个原则来界定：①、车辆产权关系上：②、客运线路经营权的所有权：③、司乘人员与运输企业的人事关系上：④、运输组织上：⑤、财务关系收益分配上：⑥、管理责任上。第三、清理整顿工作内容和要求:按照对挂靠车辆的界定标准，对企业的车辆进行逐一对照清理，凡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均认定为挂靠车辆，列入清理整顿范围。运输企业要与挂靠车辆解除挂靠合同或协议，挂靠车辆不得再以挂靠企业的名义经营，企业可采取出资收购或车辆作价入股的形式，将挂靠车辆产权转为企业所有。
各道路客运企业要进一步明确企业是市场主体，承担运营风险，驾乘人员仅是企业职工，要彻底解决企业只收“挂靠费”、“管理费”，不承担市场风险的问题。对于私自转让线路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道路客货运输秩序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74号)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一律视为严重违规行为，交通主管部门不予认可，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可由当事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自本文件下发之日起，严禁再发生任何形式的新的客运车辆挂靠经营。凡在今后新增的挂靠车辆或现挂靠车辆在报废后更新的、经营期满又续签挂靠合同的，无论是经营高速公路客运还是普通客运，其双方签订的合同均视为无效合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或给双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双方自行承担和解决。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5）规定：
“客运挂靠行为”违背“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强制性规定”；系违法转嫁交通运输安全风险责任；严重危害共公利益，损害旅客人身安全，交通部《关于促进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转变挂靠经营方式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若干意见》认为“客运车辆靠挂经营是一种变相转让、出租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行为，造成道路客运企业经营机制不规范、管理薄弱、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行业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已制约道路客运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旅客运输行业”直接涉及公共安全、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特定行业市场准入，需要赋予特别许可，《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将旅客运输行业列为特许经营及限制经营的行政许可范围；《行政许可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八十条规定，被许可人不得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事项；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5）项规定、《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应属无效；“客运挂靠经营”违背国务院关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不得挂靠经营，不得违法转租、转让客运车辆和线路牌”的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8版）第五条规定“道路客运禁止挂靠经营”；第十八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以及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客运经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第四十四条规定：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客运经营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第六条第十七项规定“禁止客运车辆挂靠运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15、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把握不准的，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或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从正反两方面判断：
肯定性方面：首先、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则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其次、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否定性识别：首先、应当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关系当事人的利益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行政管理需要的，一般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要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判断该规定是否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比如客规规定的是禁止挂靠经营，明显是对内容的禁止，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挂靠经营协议”是典型的“出租资质、买卖牌照、过票借权”，客运公司通过挂靠行为转移市场开放带来的安全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给广大旅客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正因为挂靠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属取缔和禁止的行为。
客运公司收取“线路使用费”违法；
关于线路使用费不得有偿使用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道路客货运输秩序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74号)已有明确规定，客运公司明知早已禁止，但变相收取，给原告出据的所有收据均写“安全保证金”；依照挂靠协议，客运公司只有收取管理费的权利，不得额外收取其他项目费，理应退还给原告。
三、安全保证金、诚信保证金、押金、无合法票据的办证费，本属原告所有的财产，各项保证金仅起担保作用，合同终止后，必须返还给原告。
四、客运公司无权占有保险理赔款，辩称“垫资”投保缺乏有效证据。
1、双方之间并无关于垫资借款的意思表示，相反，双方之间订立的是先款后票，客运公司主张借款垫资行为缺乏证据；
2、原、被告均认可“保留票据及保单复印件”即为结算相关费用的惯例；原告向法庭提供了所有票据复印件及保单复印件，客运公司此前还向原告返还了三单保险理赔款，自始致终未向原告追索过垫付款；
3、客运公司不能提供承办垫资的具体工作人员及资金流转的记录，相反，客运公司吴某的银行支出记录有一笔大额款项数目与原告交付投保资金完全吻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十万分之一的巧合，足可推定先款后事。
4、客运公司并无反诉主张，本案集中争议的是保险理赔款应否退还，属民事案由中的不当得利益之诉，依据法律要件及事实要件涵摄审判思路，客运公司如主张垫款责任，应另案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本案不可以将是否垫资以及应否冲抵例为争议焦点予以审查。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文件条款的通知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文件条款的通知
金政发〔2008〕3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07〕38号）要求，经清理，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金华市区居民住宅区安全防范建设暂行规定》等6个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现将有关废止文件目录公布如下：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废止条款
1
金华市区居民住宅区安全防范建设暂行规定
市长令
第 4 号
第十八条
2
金华市区除“四害”工作管理办法
市长令
第 7 号
第十二条
3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金政
〔1992〕13号
第四、七、十、十二条
4
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区犬类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金政发
〔2004〕166号
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
5
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建设局金华市市区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金政办发〔1996〕134号
第十三、十四条
6
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道路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
金政办发
〔2005〕24号
第二条第一款第（2）项
金华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